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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震撼》读后感及其相关问题

                                         (澳大利亚)资源战略咨询公司董事徐汉京

                                                           2011年5月24日星期二

最近向自己所尊敬的学长、朋友们隆重推荐了张维为先生所著的《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一书。既然推荐,就说明我是认同书中观点的。同时,既然推荐,就绝不能省却自己的责任。博克还有一点好处,也是致朋友公开信的一种方式。首先,我希望说明推荐此书的三个原因,然后评论一下此书的历史意义,最后提出读过此书后,应该顺理成章地想到的一些问题。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人都尝试系统描述中国改革的整体画面,国家报纸、各种国家研究单位每天都在努力从理论上说明中国改革的成绩与特色,此类文章之多,可以说是铺天盖地。但是像这样通俗、坦诚、全面、真情、贴近大众又具有深度的著作,实在是凤毛麟角。爱中国还是爱理论,文人心态在字面上必然显露无遗。我深深地被张维为先生的爱国纯情所感动,这是我希望与朋友分享此书的第一个原因。

张先生之所以能够有这样杰出的成绩,除了他本人热爱学习,读万卷书时做了大量笔记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那就是他本人走访过100多个国家,对许多国家做过十分深入的研究。正所谓“行万里路”。相比之下,我们也就能够知道为什么许多同类文章没有达到张先生的水平。闭门造车的大块文章,虽然逻辑严谨,但是颇有些作者自娱自乐的感觉。比如,讲中国崛起,不从共产党一次革命时期开始说起,就觉得不过瘾。毛泽东批评党八股的那些缺点,现在似乎成为理论权威的标志。没有深入实践,没有行万里路,没有市场参与经验,要拼出个名头来,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我曾经读过一篇我国理论权威评论《中国震撼》的文章,就有这种感觉。评论者对书中某些观点往往要用自己的观点提高一下,总要显示一下自己的高明。实际上,那些“高论”和张先生的“俗论”相比,唯一的差别就是,“高论”在高阁上再挂上十年也是和者盖寡,而张先生的“俗论”却能产生震撼。张先生这种读书与走路相结合的问世态度,是我希望与读者们分享此书的第二个原因。

张先生之所以能够用朴素语言说出十分深刻的道理,就是他能够在两种极端思维中发现能够说明和解释中国实践的观点。书中总结中国模式的“八个特点”,就是张维为先生独创的一种表述体系。这种治学方法是中国哲学的精华——极高明方可道中庸。只有在深刻了解两端之后,人们才能认识到取中的难度、力量与高明。凡是能够用朴素的语言传达深刻观点的,都是达到了“极高明方可道中庸”的境界。张先生的文字十分简朴,却挟带着中国文化的深厚。这是我最希望能够与我的朋友们分享的一个角度。

在我崇敬的朋友中,有许多也有与张先生类似的经历,或国外读过书,或在国际大型企业中身居高位,或有与国际公司多年交往的经验,是闯南闯北的好汉、商场精英,都具有了解不同政治、经济、文化差异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然而,这个时候却容易缺乏了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特点的耐心。我本人虽然在国际矿业公司工作十多年,但是从来没敢间断过一天不阅读《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并从中受益匪浅。不了解中国政府和执政党的观点,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改革。正是有了这层经历,我才能理解《中国震撼》一书的深度。

在我崇敬的朋友中,也有许多在我国政府或国有企业任职的成功人士,他们亲身经历了我国改革开放大部分,并且为之做出了杰出贡献,令我十分钦佩。然而,在我国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的今天,学习分析国际先进经验的动力却出现了一些降低。对一些明显对中国国家有利的新生事物,由于迫于形势的压力、或政策束缚、或利益纠缠,没有轻装上阵,对其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向朋友们推荐《中国震撼》一书,就是希望我本人能够和朋友们一起努力,向张维为先生学习,在读书走路的时候,保持一种向两边学的心态,同时培养那种融通极端的定力与和力,在朴素中触摸真理。那才是真正的幸福。这是我推荐此书的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以上三个原因只是我推荐此书的一部份原因。对于那些希望从这本书中获得更多启迪的朋友们,还要了解这本书的现实和历史意义。我认为《中国震撼》是在中国崛起进程中的一本具有历史意义的著作。

如果说中国觉醒起始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国崛起则起始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其间有30年摸索期。建国以来60年的道路,每十年都有阶段性转变,总体上看可以用中国一句老话形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里所谓的“东、西”,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如计划与市场,左倾与右倾,僵化与改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等等,取决于判断者的情绪与立场。这种曲折进程反映出中国崛起的特点。经过这六十年,在世界上,中国从政治经济弱国变为一个大国,走向了通往强国的一条高速公路。

对于为什么中国在短短60年就能够崛起,众说纷纭。抢功劳的时候总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官方的说法是由于有了正确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与科学发展观。当把公婆都放进去了,就不需要争论了。《中国震撼》的说法是,中国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创新,走出了一条自己独创的道路,而不是简单模仿。我个人认为,任何道路最根本的是要有两条边线,高速公路就是因为边线清晰,排除了干扰。中国崛起高速公路的建设,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归功于邓小平先生为中国发展制定的两条边线,一条是1979年的改革开放,另一条是1989年的反对模仿西方自由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道路的两条边界线。正是由于有了这两条边线,虽然还有些摇摆颠簸,中国高速发展了。所有人可能都对画龙作出了贡献,点睛之笔才是传神之处。

《中国震撼》这部著作是中国思想精英对中国构筑中国崛起高速公路过程的一个杰出总结,其作用就是强化了反对模仿西方自由化这一高速公路边界。虽然中国各类政治经济研究机构都用各种方式阐述了反对模仿西方自由化的这一核心观点,但是能够脱离八股理论,脱离套话,用朴素和大众语言阐述这一观点的著作,《中国震撼》是最佳代表。没有表达和引导民意的能力,就不可能构筑中国政治道路的最坚实边界。这是我认为《中国震撼》带给这个时代的最大贡献。

虽然推荐了《中国震撼》这本书,我认为中国思想精英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给出同样通俗、真诚、深刻的回答。这两个问题是从《中国震撼》这本书自然延伸出来,都与未来中国崛起的方向有关。

一个问题在《中国震撼》一文中提到了,并作了一些很好的阐述,但是还没有真正回答清楚,毕竟《中国震撼》不是关于历史和哲学的专著。问题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有哪些差异,今后应该如何互动?具体说包括为什么中华文明具有这种历史认知能力和两极融合的能力,它从哪里来?这种能力与《中国震撼》一直进行比较的西方文明能力的核心差异在哪里?问题的核心是,双方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互动关系?只有搞清楚这个核心问题,东西方之间的比较才会对未来有指导意义。这个问题的回答有利于中国在崛起的时候考虑如何与外部文明交往的问题,是在全球范围内知己知彼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思想精英们如何能写出一部类似的著作来强化改革开放这一条边界,用同样朴素、真诚、深刻的语言总结出改革开放的正确性以及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这是一个自我反省的问题,是知己的必要过程。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前一个问题必然误入歧途。

张维为先生在《中国震撼》书中反复强调我们的改革开放依然是任重道远,但这只是为了避免自己论点的片面性。该书毕竟是以反对模仿西方自由化为主旨,对改革开放这条边界如何建设问题没有充分展开。

对于改革开放的讨论,现在一种是反感情绪,认为市场化已经走得太远了;一种是自满情绪,认为已经做得不错了。这些都不值得一驳,评论一句这些人自我修行不够,已经是多余了。但是有一种现象却值得重视,且把它称为“高原现象”吧。看到发达国家这次金融危机暴露的问题,虽然依然认同改革,但是对如何在学习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对避免在我国市场机制中埋藏或者放大发达国家现有的问题没有了底气,结果上不着天,下勉强着地,四面颇为空荡,还有点高处不胜寒的味道。“高原现象”这四个字,业内人士可以细细品品。理论上还是要搞改革,实践上却偏于空洞,实在没的说了,就强调政治机制制约了改革。

有些人可能还不服气,认为还能够把握关键。那么我们不妨联想性地提问,邓小平用联产承包这样一个经济措施推动了上层建筑的改革;在改革现阶段,用什么经济措施(注意,不是政治措施)能够像当时的联产承包一样,推动经济体制变革,进而拉动政治改革进一步深化呢?如果从报纸连篇累牍的程度来判断,似乎普遍共识是货币政策或拉动消费,否则为什么万众一题呢?不过这两个答案显然都没有切中要害。转变经济结构,听上去挺有道理,但是哪个措施能够纲举目张呢?归结不到一个措施上,这就是理论的空洞性。要找到这个纲举目张的经济措施,就要有张维为先生的本领,一是放弃理论术语,二是深入实践,三是坦诚应对争论。没有这三点,就不要谈改革,无论政治还是经济。

在为《中国震撼》叫好的时候,我希望所有认同书中观点的朋友能够保持一种清醒:一个边界筑高了,并不等于我们高速公路的车子就可以提速;如果另外一个边界是模糊的,翻车的概率反而提高了。

中国经济学术界对西方市场经济的认识还远远不够成熟,没有提出符合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或者说现有经济管理机制还没有真正意义的创新。问题是有些人看到西方出现问题,现在就自认为已经掌握了西方市场经济的规律,并握有了成功的命门,似乎计划经济时期对宏观经济用微观行政管理方式是错误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宏观经济用行政微观管理(通过强化对国企的管理)的方式就是对的,似乎国家与资本的结合就是崛起之道。要知道,二战之前的德国,经济高速发展,国民满意度甚至还高于现在中国国民,结果却由于“缺乏生存空间”而选择了错误发展道路。每个希望有所作为的中国人,都应该为补高中国崛起另一个边界而倾其全力。笔者愿与有志之士共勉。

如果说反对模仿西方自由化的边界是河西的边界,那么中国崛起的河东边界缺乏一种创新理论予以加固,即经济理论的创新与发展远远落后于中国的改革实践。历史之所以常被比喻为长河,就是它往往像河流一样,在一段河西之后,转向河东。在我隆重推荐《中国震撼》的同时,也要提醒各位,在另一条边界不仅模糊而且可能画错的时候,开车时小心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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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汉京

徐汉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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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资源战略咨询公司董事、有色金属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南大学客座教授、吉林大学地学院兼职教授、(澳大利亚)河石咨询公司执行董事。资深矿业人士。曾任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公司总经理、澳华黄金原执行董事、加拿大埃尔拉多黄金公司中国总裁。《矿业天下》一书作者,著有矿业与资本市场、矿业发展模式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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