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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方和中华文化价值观比较的客观标准(4)

3.两种价值观的发展方向

儒学认为,从个体自由角度看,实现个体价值的成败关键不在于是否认识外部世界,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正确认识自己。“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己”是战争胜利第一要素,“知彼”是第二要素,即便是谈论战争,中国哲人也认为内向思维是成败的关键。

“人之知,必先知其外,如婴孩是矣。知人则易,知己则难。知物则易,知心则难。”“《大学》言格物致知,所知乃为知己,非为知(他)人。[1]”钱穆先生这番话道出来儒学以知己为起点的认识路径。按照儒学的观点,正是因为个体能力千差万别,懂得自己并不懈努力就可以实现最大的个体价值,与他人价值的比较是无关紧要的,关键在于自我是否能够做到“日日新”。实现自我的路径是“知己”而不是模仿“高人”。“知己”就是儒学的“个体自由”的价值起点,发展方向是“向内”,“知己”的目标是“承上启下”而不是向上攀缘,不以一个终极概念为崇拜对象或目标。

 儒学所倡导的精神境界与西方以宗教为背景的精神境界有着重大差异。儒学的“终极关切”是“宇宙关切”,其核心价值逻辑在于:整体的发展存在于“个体自由”的努力之中,每个人的私心即“立己”存在于“立人”的努力之中。

“中国人意见,人类生生不绝,此即天地之大德。中西双方同戴一天,而其异则无可会通。耶稣为上帝独生子,而在中国则天降斯民,人皆可以为尧舜。[2]”钱穆先生在时间与空间这个概念中,特别强调的儒学从立己而及于人群的世界观。“中国人自幼即教以孝,稍长即教以弟。先教以在家族邻里小群中做人,继教以在国与天下大群中做人。在小群中做人,则为一小人。在大群中做人,始为一大人。能在古今人类长时间中做人,则为圣为贤。”“故中国人言修身齐家以至于治国平天下,莫不以己心为主,为之一中心。其向前而进,日迈日达,而终亦不离此中心。”这才是真正的“个体自由”。“(这种修行)依时间言,可谓极其绵长。而就空间言,则还是原处并未迁动。”儒学言孝,真正的原因在于“己之为生,仅限一时。群之存在,则延于万世。己在群中乃有立达。”因此才有“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样的人生观。晚学总结,“立己”是“个体自由”,“立人”为“群体自由”,只有牢固树立“立己”的基础地位,才能有“立人”的可能;只有确立“立人”的方向,“立己”才会修得“正果”。

西方文化中的个体自由与中华文化中的个体自由具有不同的侧重。笔者之所以称儒学具有最纯醇的人本主义,就是笔者本人通过自身实践认识到:儒学天人合一的境界最核心的是强调个体范畴的自由,正是因为儒学的个体自由与群体自由没有冲突,且十分强调把个体自由与群体自由统一到同一个“天人合一”境界之中,才使儒学能够用“宇宙关切”取代“宗教关切”而形成中华民族特有的“终极关切”,才使儒学能够在默韦斯界限东北方造就了一种言天人不言神冥的社会文明[3]。《矿业天下》一书在比较东西方差异的时候,特别强调这种差异只是思维和行为偏好的差异,并不存在一个高于另一个的可能。当然,正是这种差异才构成了两极,才推动了互动,才会有和谐互补的结果。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尊崇的个体自由才是真正的个体自由,即通过个人参与社会实践而修养个人能力,并且在这种修养中不断感悟人生、与时俱进。个人先从家族邻里中通过“孝道”获取生命的时间营养(小人阶段),再从国家天下社会中通过“师道”获取社会的时间营养(大人阶段),进而能够以人类利益为视野通过“天道”获得宇宙的时间营养(圣贤阶段),所有外在成绩都是以自我修养为核心,是自我修养的结果。小人、大人的区别标准在于社群的大小,而圣贤的界定标准就只能用“长程”时间来衡量了,不是该人管理社区大小的能力或个人获得财富的多少,而是其起心立念以及修行结果是否与宇宙发展的根本利益相一致。在中国,身为教师的孔子是圣人,而历代皇帝与政权的统治者却仅仅是历史过客,这就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价值观中的时间价值。

时间是公平的,只有它才能称出历史的质量。时间是连续的,个人的永生深深地根植在今生的努力之中,个人的自由深深地根植于人类参赞天地之化育的大自由之中。因此,儒学的集体主义观念是以个人体自由为其核心内涵,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相比较,具有更为深刻的人本主义内涵。

“和谐共存”是一种独特的“归一”,可以定义为“归众”,即承认个体不同的差异,就像一部交响乐是由多种乐器和更多的乐师组合而成,这就是儒学的个体自由与群体自由之间的关系——个体为群体的基础,群体为个体的集合与升华。儒学所推崇的努力不是以强于、超过他人为目标,而是以最大地实现个体价值为目标,也就是人尽其能、与人为善。“和谐社会”就是儒学所追求的理想社会,这种追求以时间为标准,并不以空间为标准;这种追求以个体价值为起点,从而赋予个体自由最大的价值潜力;这种追求并不以个体能力的高低为分类,而是以奏出“众”的最美乐章为最佳境界。儒学所建立的精神境界不是“一”与“众”之间的高低关系,而是个体与群体之间和谐共存的关系,是个体与群体在时间的坐标中相识相伴的关系,即“生命质量”(个体价值)与“历史质量”(群体价值)之间的共存关系。最大的“一”是“众”的集合,“众”的善即“仁”,善行不仅局限于救死扶伤,也包括兢兢业业地做好本职工作,众善归一即“天下归仁”。“众”是最大的集合,不存在没有价值的个体,每个个体都是众的必要组成部分。这种“归众”没有以“神”即超验的概念为代表。追求内在和谐的哲学精神才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基本能量。

 “昔孟母、择邻处”之所以被视为高尚,就是在表彰那种于细微处尽职尽责的精神。诸葛亮辅佐的蜀国被魏国所灭,千年来举国上下却始终视曹操和司马懿为小人,视诸葛亮为千古名臣,就是因为诸葛亮为了维系正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且兢兢业业、死而后已,“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中华文化赞美这种通透一体的人生努力,而不是他们留下的事业与功绩,即所谓“不以胜负论英雄”。这里的“胜负”是“空间”概念。

西方个体自由的发展方向是向外、向空间、向物质世界、向变量索取营养,其自由竞争的本质就是对控制权、优势地位的争夺,就是以整体的分裂为代价。西方文化崇尚科学的本质就是为了创造个体的竞争优势,科学就是一个工具,犹如人通过延长手臂(科技工具)就能比别人更早地抢到物质资源。从人类整体角度看,这就是一种内斗,通过内斗创造霸主和秩序。人类社会确实通过这种争霸过程而实现了发展,竞争是人类发展的核心动力。

问题是,这种竞争往往会不择手段,会摧毁包含个体的群体,特别是在科技十分发达的现代社会。例如,原子弹的发明就是希望通过武器的优势取得“个体”或“集团”的政治经济实惠,全然不顾原子战争可能摧毁人类本身。发明核电站的是科学家,发明原子弹的也是科学家,两者之间有着重大价值观差别,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最重视这种差别。中国人首先发明火药,把它用于生产烟花爆竹,作为娱乐礼仪工具;西方从中国人那里学会了制造火药,把它用于制作武器赢得战争,作为摧毁竞争对手的工具;这种科学成果应用领域的差异,充分表明了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中价值观的差异。

许多西方自由派学者认为,个体自由的价值观是西方的价值观、西方的优势、西方的特色,由西方的“民主政体”所表达。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判断。概念性同一、“归一”才是西方民主机制的哲学根基。西方的民主机制确实是个体共存的机制,但这种共存机制不是“和谐共存”的机制,而是数量、实力主导的共存。例如它的民主决策过程是就是用数量代替质量,因此这种共存不是和谐共存而是“数量共存”,这就是民主政治被西方政治“格式化”的主要原因,这也是希腊等福利国家走向经济崩溃的民主道路。

这种“数量民主”机制在社会发展的上升时期看不出其弊端,在社会发展的下降时期就会成为催化社会分解的机制,罗马帝国就是这种分解的历史证明。在现代,希腊、日本已经远远走过拐点,意大利政治正在步希腊与日本的后尘,而美国政治正在两军对垒的分裂状态中,也就是正好处在拐点。许多中国学者也认同西方自由派学者的这种西方主宰自由价值的观点,因此认为中华文化没有个体自由,没有自由概念,这就是典型的“不知己”、“不知心”,特别是不知道祖宗之心。

从宗教层面看,西方文化“终极关切”的归一,本质上是统治与征服。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几乎都是以“神”的名义发动的,迄今为止自杀式恐怖袭击依然以“神”的名义发动,以天堂为动力。现代自杀式恐怖袭击与中世纪十字军东征是逻辑完全相同的政治行为。

西方世俗文化秉承归一同一逻辑,有两种表现,一是用各种主义来界定普世价值,二是用超人或霸权的力量来指引归一,来促成“普世行为”、普及“普世标准”。

与宗教的“神”试图同一精神世界一样,世俗的霸主自恃有责任用“先进的力量”或者“高能级的力量”去拯救世界、启灵世界、引导世界,这就是殖民时期西方“传教士”的救世逻辑,这也是新西兰和南美洲的殖民者灭绝毛利人和当地印地安人的救世逻辑,这也是小布什和布莱尔“解放”伊拉克、“拯救”伊拉克人民的逻辑,利比亚、埃及、叙利亚也都是这种模式的变形。尽管历史频频告诉我们,这种“拯救”和“解放”会给当地居民带来巨大社会灾难。时间也证明了这种主仆逻辑的特点是在消灭多样性而不是培植多样性,不是在普及自由,而是在推行“一致”。

对于自由这个概念,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采用同一哲学逻辑来解释,两者唯一不同的是,一个是在内部强调个体的自由竞争,但对外却要搞群体内的“以我为中心”,就像美国和美元的行为一样;另一个是在内部实行个体的统一行动,但对外却倡导群体内的自由竞争,就像中国国企及其海外矿业投资一样。

《矿业天下》认为,社会主义理论与资本主义理论拥有相同的希腊哲学基础,尽管这两位“主义先生”对自由一词争论得鼻青脸肿,甚至到了伤筋动骨的程度,但本质上两个人穿的是同一件衣服,一个是面子朝外,一个是里子朝外。两者之间的斗争就是希望成为代表“真理”的“一”,并想依赖这个“一”来统治与征服世界,在本质上它们与两种一神教之间的竞争一样,往往导致无所不用其极的“极端恐怖主义”手段来强化“理论神”的地位。哲学精神不是虚的,很实在,哲学精神的“正果”只能通过时间才能看清楚,即用时间衡量历史的质量。如果两种理论具有相同的哲学精神,无论外表多么不同,其思维方式与行动逻辑却都是一样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尽管一个是资本主义,一个是社会主义,在世界推行的都是霸权主义。

以一神论主导的西方精神世界嘲笑社会主义用一种意识形态统一社会行为,这本身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或者说“五十步笑百步”而且笑得前仰后合,反之亦然。不幸的是,这种逻辑讲了这许多年,政治理论家们依然自以为然,不以为缪。《矿业天下》开篇用两个马克思的对比来证明这一现象,同时又用中华哲学精神与这两位马克思作了对比,如果把《矿业天下》的开篇立题与其尾篇辨异联系起来读,“天下”就好读多了。

西方文化思维习惯于逻辑思维和中华文化思维习惯于形象思维这个哲学“合命题”的界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人类社会这种思维差异用人脑的思维模式即可说明。人的大脑分为左右两个部分,左脑侧重逻辑、右脑侧重形象。西方文化一路走来,打打杀杀从来不断,就像一个左脑强右脑弱的个人,缺乏方向与感情。中华文化一路走来,被外族占领频频,就像一个右脑强左脑弱的个人,疏于算计与功利。人类近代受西方强势的影响,多用左脑而少用右脑,逻辑思维主导世界哲学与政治,几乎成为一面倒的局面,因此晚学在本文中再次重申《矿业天下》的一个重要判断:中国政治思想界以积极心态融入世界政治思想界,是纠正世界政治思想界偏重逻辑思维的重要和谐力量。如果不从中华文化角度,不从哲学思维方式角度来探讨中国崛起的路径和意义,而认为社会主义成功是中华崛起的政治意义,这就是要把中华文化强塞入希腊哲学体系,这种所谓中华崛起的政治意义就是民族文化与其政治思想的错位。近来中国媒体不断有人在探讨“话语权”的问题,中华文化在希腊哲学语境中要用希腊语取得话语权,这种不知己的程度已经没有词汇能够形容。“中国梦”的核心修饰语是中国,而不是希腊。哲学剖析本质,不容虚假。

在当今“知识爆炸”的年代,人们常说现代社会过于躁动,其原因就在于那些处于“爆炸状态”的“知识”仅仅有利于人们认识外部世界和自然规律,而对人们认识自己和认识人类改造世界的精神动力,却没有很大帮助,进而导致“识外”、“识物”,但不“知己”、不“知心”。或者说,如果一个人仅仅拥有科学知识,该人认识世界的能力也仅仅达到“婴孩”水平,并不一定真正发挥了自己最大的能量。只“识外”,不“知己”是社会躁动的根本原因。

前面所说的社会攀高心态同样是不“知己”的表象。可以想象如果某个社会上的人们想摸到的高度都完全超出了自己的个头和弹跳能力,且大家都不注意自己弹跳能力的培养,这个社会一定是动荡的、躁动的。

在儒家看来,不“知己”就是在浪费个体的能力,就是在削弱个体的最大价值,用现代话说就是“内耗”。西方文化推崇的“个体自由”往往沉沦为“个人主义”就是因为其“个体自由”以外部世界为目标,往往在追求控制外部世界的过程中失去了自我,“个人主义”就是失去了自我的“个体自由”。储存可以摧毁整个人类十几次的核武器以谋求个体国家在全球的优势,这种国家的“个体自由”就是失去了自我的“个体自由”,因此这种国家绝对不是“自由世界”的代表。哲学剖析本质,不容虚假。

利用外部条件实现自我价值与了解自我条件实现自我价值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个体自由”的发展立场,前者的“终点”是个体,而后者的“起点”是个体,前者拥有“动力”,后者拥有“标准”,这就是两种文化价值观的客观标准之间所作比较的核心结论,即两种个体处于不同的立场。如何界定这两个立场的统一体的维度呢?“知”与“识”是这对矛盾的两个方面,表现为两种文化对“知己”与“识彼”各有侧重,因此我们可以说,中西文化价值观发展立场的“合命题”就是“知、识”。正是从这个最基本的立场角度,即儒学强调发展起点基于个体,晚学才开始挑战西方文化代表自由的这一传统观点。

这“知、识”不是那知识,里面没有偏与痴;这“知、识”是动态,那知识是静态。“知、识”一体就是中华哲学的现代精神,可以谓为“现代中庸”。古典中庸之所以难以应用于现代,就是多“知”而少“识”,“敬业”这个修行层次就是增加了“识”的层次,敬业这个层次是儒学修行的本有之意,只是它只能出现在知识经济的现代。

然而中国的现实问题更为多样性,对现代中国来说,包括台湾,了解中华文化“个体自由”的真谛是一个十分严肃且严峻的挑战,甚至成为一种致命缺憾。以中华文化为根基的台湾,有些人搞分裂闹独立,意欲与其文化传统脱钩,号称是“自由世界”的战士,这就是西方功利主义“空间观”的中文版,就是背叛列祖列宗的自毁行为,就是失去了自我的极端个人主义。大中华社会在睁大眼睛学习西方100多年之后,许多中国人失去了自我,忽视了中华文化核心理论的学习与研究,丢掉了儒学文化传统,“识”多而“知”少的问题更为普遍、更为严重。

在现代中国社会中,人们的价值标准十分纠结。对于那些以个体利益为目的的人,人们往往觉得他们很自私但可能会很“成功”;对于那些以个体价值为标准的人,人们往往觉得他们很高尚但可能会很“空泛”。许多人认为,自私为己是人类生存之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古来如此,人类生存之“道”是谋私利。其实并不尽然。这种观点并不符合人类发展的历史。

人的体能远远不如虎豹熊狮,但远古人却能在“物竞天择”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依靠的是集体的力量以及智慧的指挥,“群居”、“群猎”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基础结构,也是人类能够在极端恶劣的生物能量竞争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的“立人”之道。《荀子·富国》曰,“(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群体价值的开发才是人类社会高速发展的基础。这就是孔子“己欲立而立人”价值观的渊源。

这个“知、识”逻辑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国家。《矿业天下》的研究重点就是中国矿业和中国经济处于什么阶段?与市场经济先行国家相比较,中国可以借鉴哪些经验,可以避免哪些教训?中国改革下一阶段应该从哪里突破?这些都是“知己”、“知心”的“知”。把国家经济从商品经济阶段提升到资本经济阶段需要“知己”、“知心”的学问。

从蒸汽火车到高铁,这些是“识物”和“识外”的“识”。科技发展可以掩盖但是无法防止机制改革滞后产生的问题,同时科技发展在机制改革严重滞后的环境下还会激化社会矛盾,科技并不是立国之本,“知、识立国”才是根本。中国社会目前对“知”与“识”的学习和研究,亲于后者而疏于前者,因此才有“科技立国”的说法。

用国有金融机构取代国资委持有大型国有企业中的国有股份就是在特定阶段提出来的符合国家政治方向的改革措施,确保了“国有”立场,同时又完善了“国有”立场。这种改革建议不从概念出发、不从模式出发、不从主义出发,而从中国经济成熟度的角度考虑并借鉴世界历史经验[4],这就是儒学所推崇的时代精神,是在两种主义之间(对立统一矛盾之间)找到个体发展(中国作为国家是世界政治中的个体国家)新起点的“中庸”精神。

 “知、识”的学问也有发展和变化,但是并不是处于“爆炸状态”而是处于“进化状态”。儒学以往只有四个修行阶段,而在现代则需要加入敬业这个中间层次,这就是从纯粹的“知”到“知、识合一”。这种进化状态就是以人为本的哲学(儒学)的基本发展状态。

(待续)

(方向差异清楚了,就需要清楚价值观培育方法的差异,最终将讨论儒家价值观的归宿,也就是在什么状态下,人们可以欣赏人生、快活人生而不是拼搏人生了。人生之所以壮美,就是因为有追求。儒学给出了追求的方向与方法。值得深思。)



[1]《晚学盲言》第三章。

[2]《晚学盲言》第四六章

[3]参见《矿业天下》图十一。

[4]参见《矿业天下》五个经济阶段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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