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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种文化价值观的比较维度

中西文化的差异千头万绪,但是中国哲学认为,任何一种差异都存在于一个统一体之中,如何界定两种文化所在统一体,就成为一个重大挑战。为了简洁起见,笔者把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比较通过西方哲学与儒学之间的比较展开,这是因为儒学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理论体系,用儒学理论做比较相对简明易懂。

首先,这个维度必须是客观的。那些用超验概念来界定中西文化差异的做法是迄今为止人们始终无法确切体验中西文化核心差异的关键原因。例如,如果说西方文化的终极关切是“神”,中华文化的终极关切是“天”,这也是一个相当中肯的判断。但是接下来就是如何界定“神”与“天”这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本身缺乏“客观性”,即是超验的概念。既然这两个概念本身的范畴都不是十分清晰和客观,那么两者就只是一种“集合”而没有形成统一体,“集合”就是俗话所说的“各说各的”,没有形成“合命题”。笔者理解萨金特说“经济学是常识的集合”,就是这种意义的集合,就是说经济学还处于“各说各的”阶段,没有形成一个统一于一体的“合命题”。

没有客观标准,就没有真正的比较,这是一个常识,也是一个被哲学界忽视了太久的常识。既然在全球化时代人们必须作出文化之间的比较,就必须具有文化比较的“客观标准”。要形成这种客观标准,就必须明了不同文化共同生存的维度。中国哲学的核心灵魂是中庸。中庸的第一难点其实不是找到“中”在哪里,而是界定该统一体的维度。只有某个统一体的维度清晰了,才有可能思考其“中”在哪里这个问题。这就是冯友兰先生所总结的“中国哲学的精神”,即发现“合命题”,求解“合命题”。

第二,当人们界定了比较的客观维度之后,客观标准也就自然出现了。例如,《矿业天下》认为中西哲学与政治取向的差异是产生于思维方式差异这对矛盾之中,这就界定了中西哲学思想差异发展的维度,同时也就提出来判断中西文化政治取向差异的客观标准——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差异的强度。这个判断符合上述客观性标准。虽然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还是比较抽象的概念,但是它们不是超验的,即不是超出常人经验与常识所能理解的,对于思维这种无形运动来说,这对矛盾确实能够给思维差异的比较建立一种清晰可别的具体标准。

然而,紧接着的问题是:这两种思维方式究竟导致两种文化有什么最本质的价值取向的差异呢?换句话说,更为深刻的问题是:中西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应该在哪个维度中进行比较呢?本文就是试图为两种文化价值观的比较建立一个统一的维度,一旦这个维度确立了,客观标准也就清晰了。由于这个维度是中西文化价值观这对矛盾的统一体和“合命题”,因此对人类文化发展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这个维度必须是高度抽象的。以西方文化价值观为例,它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宗教的层面,另一个是世俗的层面。美国总统宣誓就职最后一句话一般都是“上帝保佑美利坚”,宗教对美国政治与哲学的影响可见一斑。现代宗教学把对神的崇拜解释成为“终极关切”(这颇有些“终极价值”的意思)。而西方世俗价值观的最高标准有些众说纷纭,笔者认为现代西方文化价值观体系中有两个最为重要的标准,即自由与民主。自由既属于个体范畴的概念,也属于群体范畴的概念,而民主只是属于群体范畴的概念。先有个体才有群体。同时,既有个体概念又有群体概念的价值标准才是最基础性的价值标准,因此在晚学看来,西方文化世俗价值观的核心概念是自由。如果综合以上两条而说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终极关切”和“自由”,也是一个相当中肯的说法,但是这又只是一种“集合”,并没有将两者统一到一个“合命题”之中。虽然这确实反映了西方文化现阶段宗教价值观与世俗价值观的分裂状态,但是这种“集合”就是缺乏哲学抽象能力的表现,就是不能用一个词来概括包括宗教与世俗两个层面的西方文化的价值观。《矿业天下》说“中庸”的力量之一就是其视角的高度,这个高度不是物理性的,而是指其哲学的抽象能力。要讨论中西文化价值观比较的客观标准,本文就必须用中国哲学的思路给西方文化价值观做出高度抽象的概括。

最后,这个维度不但必须囊括所有个体,而且能够表现个体的最大价值。我们就以西方世俗价值——“自由”来说这个“个体”问题,因为世界思想界普遍认为西方哲学是建立在“个体自由”这个基础之上的。如果仔细分析,这个结论过于笼统,值得商榷。

笔者认为,在西方文化中,自由的价值标准在个体范畴内(以下称为“个体自由”)缺乏明晰的界定,即缺乏客观标准。

自由一般在政治哲学中被视为社会人所拥有的权利,即在不影响他人自由的条件下的个人自由,也就是说,从本质上讲,在社会学层面,人们不是在谈论个体自由,而只是在谈论群体环境下的个体自由。从物质世界角度谈论自由最具有影响力的理论就是达尔文“物竞天择”的进化论,也就是万物自由竞争,适者或强者生存的原则,这也是西方经济学的伦理轴心。即便从“物竞天择”的角度看自由的概念,也是以社会物质发展环境为背景、以生存为目的,至于生存的质量,即个体自由最基础的衡量标准,却没有清晰地说明白。我们要做文化价值观的比较,其比较的核心是质量的比较,而不是数量的比较。这就是笔者所谓“自由的标准在个体范畴内缺乏明晰的界定。”因为,从各种角度看,似乎世界上并没有真正的个体范畴内的自由,有的只是群体范畴内的自由。

问题的关键在于,自由这个“最充分的选择”是否有一个客观的、普世的、同一的、公平的标准?如果确实存在这样一个标准,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不同的选择,都有“自由”应对的权利,其选择结果也就可以得到最充分的客观评价。如果现实中这个“完美的”客观标准确实存在,且个人选择的结果彼此大相径庭,自由就有了个体标准,也就具有了个性,我们就可以谈论个体范畴的自由了。

初看上去,这个标准前面有太多的修饰词,一共有四个(实际上有五个,见下文),过于完美,因此人们往往会简单地认为这种标准绝对不会存在。退一万步说,前面三个或许还可能存在,但是“公平”这个标准与前三个常常是对立的,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公平只是相对而言,没有普遍意义上的、绝对意义上的公平。

《矿业天下》一书中提出,儒学的真正优势就是“观常识而理天下”,因此儒学的思想动力都是来源于最为朴实、最为基础的事实,包括人们习以为常以致达到了视而不见程度的那些本质因素。西方哲学界根本不把儒学作为一种哲学理论,只是作为一种伦理规范,这是因为人们在儒学的伦理规则中只看到了常识,没有看到常识里面所蕴涵的哲学天地。事实上宇宙中确实存在这样一个“个体自由”的标准,它就是时间。

1)普世、同一、客观这三个形容词完全符合时间的特性。

时间是普世的,不取决于民族或文化认同与否,即便被文化切分为不同的历法,但其本质是普世的,是全球通用的。

时间是同一的,即对所有人和物来说分秒不差、全无差别,差别仅仅来自主观判断或人为界定。

时间是客观的,且是可以衡量的,是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和客观标准。

2)公平似乎是四个标准中唯一缺乏绝对性的标准。例如,对中国古人来说,人活七十古来稀,对中国现代人来说七十岁是平均寿命,时间似乎对中国古人略有不公。又如,有些人寿命长些,有些人寿命短些。从这些角度比较,时间确实并不一定绝对公平,确实有其相对性。但是从一天、一个月、一年的角度来说,时间十分公平,一年中没有人能比别人多活一秒钟;无论一个人多么富有,任何人都不能为自己在一年中买到多一秒的时间;因此,时间是唯一一个最为公平的社会标准。每个人花费时间的方式不同,例如有人赶飞机就习惯到机场较早,有些人就会较晚。当然,时间消耗的差异中有能力的因素,有些人时间效率高些,有些人时间效率低些,但是这不是时间是否公平,而是每个人能力差异所致,并非时间的内置缺陷。

3)对于个体来说时间另一个特点是能够充分反映个体的独特性。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时间观”,都有处置时间的独特方式。例如,应该减肥或戒烟、戒酒的人,如果不能做到,就是用短期利益交换长期利益,其生命缩短的速度取决于其放纵的程度。因此我们可以说时间反映了个体自由的独特性。由于处置时间的方法不同,每个人成长的过程也就截然不同,从而构成了千变万化的大千世界。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由于存在个体自由的“完美”标准,因此确实能够衡量“个体自由”这种社会实践,确实存在个体范畴的自由选择,而且这种选择如果形成一种习惯或文化,就会形成完全不同的社会世界观或文化背景。

空间是与时间相对应的价值标准。然而,与时间相比,空间就不是“完美”的标准。

空间不是普世的,你的空间一定不是他的空间,正如西方各类一神教所代表的精神空间,永远不能共享。

空间也不是同一的,世人可以在同一超小单位的时间内共存,却不能在同一个超小单位的空间内共存,因此一个霸主无论多么强大、其疆域无论多么广大,都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

空间更不是标准的,同样面积的空间会有沙漠与沃野的客观差别。居住空间客观条件的不同就会导致人群行为的差异,即中国俗语所说“一方水土一方人”。

时间是发展的刻度,只有它才能衡量出历史的质量。时间是公平的天平,只有它才能衡量出生命的质量。时间这两个重要功能为人类做群体比较和个体比较提供了客观的标准。

时空作为一对矛盾统一体,是人类价值体系中最为宏观的比较维度。特别是当我们认识到时空这种差异、对立、统一的关系,且认识到时间的普世性、同一性、客观性、公平性和独特性之后,我们才能够从中西文化比较或任何两种文化的比较中得到正确的结论。

因此,晚学认为中西文化价值观比较的维度是“时空”,即时间与空间这对矛盾的对立统一。如果没有上述对时间与空间的比较,以及对“维度”特点的阐述,简单地说出这个论点,很难认清“时空”这个维度的重要性,因为它太“常识”了。

根据本节第二条理论,一旦维度明确了,标准就清晰了,因此,中西文化比较的标准是时间与空间。两者相比较,一个是恒量(时间),而另一个是变量(空间),然而,这种恒与变的关系实际上一直处于不断转化之中的,甚至有些转化可能是现代科技并不能充分阐述的。

文化是人类社会活动中最大群体特点的界定范畴,因此文化比较的维度也必须十分宽泛,而“时空”这个维度恰恰符合这个条件,由此产生的标准十分清晰、客观。要理解时空维度对文化比较的意义,只有把中西文化比较带入这个维度中来,才会显现“时空维度”的“刻度”价值,即其客观标准的功能。把中西文化的差异放在时空这个统一体中进行衡量和比较,是中国现代儒学发展的历史使命。笔者认为,重视时间的时候并不能排斥空间,然而,由于看到现代中华社会对西方文化价值观的深入吸收和对儒学价值观本质的肤浅理解,本文不得不有些矫枉过正,在这个“合命题”中更多强调时间的价值,其中分寸还望读者理解和把握。

我们生活在全球化时代,如果连比较中西文化的维度和客观标准都没有认清,更不知道如何应用这个标准,任何自称为全球化人才的人都是在自欺欺人。看懂文化比较的坐标和标准,就会减少全球化时代的困惑,就能够清晰地认识到中国崛起的文化意义。因此,中西文化价值观的比较,既是哲学的,又是人生必需体验的。 

(下文就在这个纬度中对中西价值观进行比较,充分显示儒学“观常识理天下”的特点,对人们特别是成功人士提高事业视野甚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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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汉京

徐汉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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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资源战略咨询公司董事、有色金属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南大学客座教授、吉林大学地学院兼职教授、(澳大利亚)河石咨询公司执行董事。资深矿业人士。曾任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公司总经理、澳华黄金原执行董事、加拿大埃尔拉多黄金公司中国总裁。《矿业天下》一书作者,著有矿业与资本市场、矿业发展模式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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