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两种价值观的基本差异

如果从整体上看，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两者之间的差异中最重要差别就是中华文化重视时间，而西方文化重视空间。

现代中华精英们常常引以为自豪的历史现象是，中华文化是历史上各类大型古文明中唯一一个在同一区域中从远古时代绵延几千年至今的，其行政疆域与其文化统一性的变化之小，在世界大型文明中是最为独特的。这种文明的延续性首先得益于中华文化对时间的尊重。

公元前后几百年，罗马帝国和汉王朝是疆域和经济总量十分相似的两个大国，从汉王朝延续至今的中国疆域变化不大。而罗马帝国现在已经分解为几十个国家，而且原罗马帝国境内现代文化差异也很大，仅从宗教角度看这个地区，它已经分为基督教国家、伊斯兰教国家、东正教国家和犹太教国家等等，几乎完全失去了重新统一的文化基础。

之所以出现这种不同的历史结果，《矿业天下》一书总结为，中国疆土扩张的核心词是“一统“天下，即以是否接受中华文化作为疆土扩张和行政统一的标准，只有在当地居民接受中华文化的基础上，包括接受汉字作为书写文字，该社区才能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这种标准是导致郑和七下西洋，在南洋和非洲有移民但是没有建殖民地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西方疆土扩张的核心词是“占领”，即靠实力占据后就拥有行政领导权和资源使用权。这个对比表明了两种文化体系的差异，一个重视传统或文化的一致性，重视社区内在和谐统一；而另一个重视疆土和资源的所有权，即重视对资源和人群的征服。总而言之，这种差别的本质就是两种文化重视时间与重视空间之间的差别。《矿业天下》对导致这种文化差异的客观历史因素做出了详细的解释，这里就不赘述了。

《矿业天下》认为中国王朝时代的官办矿业是对使用价值的呵护，这一观点对从经济上理解中华文化的时间观念、从政治上理解中华民族倾向于计划经济的政治观念都很有帮助的。中国在4000年左右时间里，特别是从清朝上朔3000年左右这一段历史中，人口总量一般占世界总人口的20-35%，经济总量一般在世界经济总量的25-40%之间。如此庞大的人口需要大量的矿产资源，刀枪剑戟、犁锄镰铡、钱币器皿的消耗都需要铁、铜、铅、锡等矿产资源，如果不是中国传统行政体系采用了官办矿业的国策，对矿产资源采取量入为出的生产政策，中国本身的矿产资源不可能维持如此多的人口在如此长的时间内保持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稳定，就只能像西方文化那样通过向外扩张来满足本国经济需求。在历史学家批评中国历代政府重农抑商国策的时候，如果把中华文化重视物质使用价值以及重视时间价值的基本价值观也予以讲解，就能够使现代学生更好地、更全面地认识到中华文化的独特性。

钱穆先生在《晚学盲言》中写道，“使无时间，空间又何得存在。《易·系辞》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天指时间，地指空间。时间尊于空间，中国人观念如此。[1]”

         儒学中“孝道”、“师道”都是以尊重时间为核心价值取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说的就是孝的本质是承上启下，是传宗接代。“六尺之躯，百年之寿，此乃个人之小生命。上自父母，下及子孙，一线相承，大生命犹超其小生命而存在。[2]”这才是“孝”字的核心价值观。把孝理解为伦理规范或行为准则，就是没有看到儒学的哲学本质。传宗接代就是一种时间表达，是儒家价值观的核心价值之一。西方人常常有一种“自我独特”的意识，即重视个体的特殊性，每个人为其特殊性而自豪。而中国人的“孝”则是多了一层感谢祖上特别是父母给了自己这种特殊性，同时从宗族传代的角度，也就是现代科学的基因链延续的角度，感谢祖上和父母让自己获得继续传承这种特殊性的机会和责任，并因此对子孙负有优化其个人能力的教育责任。

《矿业天下》称个人在基因链中的持续存在是一个人的“生物性永生”，就是试图用现代术语说明儒学的人生观、价值观、永生观。因此我们说儒学的永生观是适合任何人的，不分人的能力大小，一个人只要有生儿育女的能力，就有永生的机会与责任。正是中华文化强调这种宗族、民族、文化的继承性导致了中华文化和中国国家虽然历尽沧桑和磨难却永远年轻，永远保持统一。儒学对这一重要价值标准的建立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

《矿业天下》认为，儒学所建立的“宇宙关切”不仅比“宗教关切”更深刻，而且实实在在，用现代管理学的术语就是具有“可操作性”。儒学的永生观不是建立在超验的概念上面，不是建立在人格神上面，而是在个人今生的努力之中，人是在今生中创造个人永生。

儒学的永生适合于所有人，晚学认为分为三个层次：子嗣繁衍与教育为生物层面的永生（立命）。财富创造为物质层面的永生（立功），即个体创造的物质财富大于个体消耗的物质财富，构成人群物质财富的正积累，个体在这种群体积累中永生。著书立说为精神层面的永生（立言），即增加人类认识宇宙的能力，在人类真理长河中汇入一滴水或一股涓涓细流。

三个层次的差别就是生命质量的差别。尽管有这些差别，任何人都能在今生中就可以感悟到永生的价值，这种永生观是个人幸福的最重要源泉。最美教师张丽莉以自己个人的损失挽救了四个家族的永生机会，这就使她与这些家庭的“生物永生”联为一体，她个体生命的价值得到了提升。更为宝贵的是她对学生的热爱与对教师职业的热爱，充分体现了她把知识和品德传予后代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就是对时间的尊重，就是承上启下的历史责任感，就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 

西方文化的精神在于追求本质概念，追求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与征服，追求对变量的把握，这些追求旨在通过创新获得超前或优势地位。这些追求都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这种精神趋向在政治经济领域的表达就是追求个体或集团的高、大、强，谋求超前就是在谋取局部优势，西方文化正是通过世界霸主地位在全球的不断转换，成就了人类整体的进步。然而，这些追求都是旨在对空间的占有，往往无法形成整体的统一，这种局部的先进常常反而导致整体内部对立与分裂的扩大，延迟或阻碍了整体的进步。

在精神信仰层面，西方主要宗教都是“一神教”，这就是西方文化中追求最“高”精神境界的切实努力。因此，西方的“终极关切”就是用“一神”代表最大的“一”。然而，这种最大的“一”是“空间”属性，因为定于“一”就静止了变化，相当于界定了空间。从“一”的空间角度看，凡是自认为信仰成为体系的，都是支流；凡是自认为代表一切的，都是局部；凡是自认为永恒的，都是暂时的；保罗解释耶稣，彼德解释保罗，默罕默德解释安拉，角度都是用一神代表最大的“一”。正因为一神教是排他的，因此永远不能代表“一”。西方宗教之间的战争也表明，当最大的“一”仅仅存在于概念之中的时候，争夺“一”的话语权就成为对最高权力的争夺，往往表现为宗教之间对世俗空间的争夺，即争取信徒的增加和争取其控制疆域的扩大。

从宗教信仰角度看个体自由的“正果”，或是升入“天堂”或是达到“彼岸”，都是另一个“世界”，即另一个“空间”。以空间为价值取向正是西方文化中最重要的特点之一，进而导致西方的“个体自由”在终极价值方面往往得不到安定和圆满。不得安定，是指很难说清楚多大、多高可以称为“大”和“高”；不得圆满，是指很难验证个体真正能够进入另一个空间（天堂）。高和大，都是空间的维度。因此追求高和大可以是科技发展的目标，却不能作为自由的“终极价值”，这种矛盾导致了西方文化中科学与信仰之间的对立与错位。

正是从上述角度观察，晚学认为“西方文化建立在个体自由的基础上”这一论点值得商榷。如果没有确切的、客观的标准，所谓的基础就可能是概念的、折射的、虚幻的、空泛的、痛苦的。

天主教教宗定期会宣布一些教徒为“圣徒”，这些圣徒都是终生从事救死扶伤、扶弱助贫并卓有成效的人。笔者认同这种奉献精神，并认为这种精神是人类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然而，西方所弘扬的这种精神犹如上帝与人之关系，是高层级力量给予低层级存在的“拯救”、“启发”、“救世”，相当于“终极关切”（神）对人类精神的拯救。这种高低之差来自空间概念。

从经济上看，交换价值在西方获得突破性发展的文化条件也是与时空比较价值有关。钱（交换价值的客观标准之一）是一般等价物，可以买到任何物质性的东西，也就是空间的变量，但是买不到时间。正是由于西方文化追逐空间，才导致钱成为西方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这与中国传统官办矿业的价值观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中国封建政体关注矿产资源的使用价值，量入为出地开采矿产资源，就是在为中华文化的长治久安赢得时间。《矿业天下》中描绘的中国现代矿业中“甲公司”模式浪费资源，这种模式在中国盛行的现状说明，不伦不类就是非己非彼，这种对西方市场经济的拙劣模仿导致矿业的效率不但不如西方的矿业，甚至还不如中国封建王朝时期的矿业。

与此同理，西方现代的高消费价值观就是缘于其霸占空间、专注交换价值的价值观，而中华文化崇尚节约的价值观则是缘于珍惜时间和专注使用价值的价值观。由于无法节制高消费，飞往太空寻找新的家园或资源似乎十分符合逻辑。然而，如果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真正关照人的根本利益，最紧要的却是放弃高消费道路而走厉行节约的道路，就像中国社会几千年利用矿产资源那样，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其结果就可以变人类的太空探索为发现之旅（中华文化的价值观），而不是征服之旅（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未来是历史和现代的折射。

在中国现代的日常生活中，西方文化这种空间观也有许多负面影响。例如，现代中国知识阶层和白领阶层十分流行的攀高心态就是一种西方文化的精神状态。一些人到处寻找“高人”、“高见”，并寄希望通过攀高来拔高自己，寄希望于高人来拯救自己，就像西方教徒希望通过信仰神而导致自我解放一样，其结果往往忽视了眼前活生生的经验和自己实实在在的能力，就象眼睛向上看的行路人，跌跤的概率更高。

在中国现代企业管理中也有这种追求西方价值观的表现。在中国媒体中“做大做强”成为企业追求的最高目标。实际上这种空间的优势是最容易做到的，同时这种优势也是最容易瓦解的。按照儒学的标准，“做对”、“做好”才是对时间的尊重，即企业的经营标准应该符合人类乃至宇宙的发展规律。《矿业天下》就是一本探讨如何做矿业才是“做对”、“做好”的书。

虽然现代中国大陆三岁小童就会背诵“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但是中国大陆现代“舌尖上的浪费”却远远比西方现代社会更大、更恶劣，由此可见中国大陆疏远传统的距离。在高消费价值观盛行的现代西方，其餐馆节约却好于中国大陆，由此可见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不能仅仅从宏观角度判断，这对矛盾在社会实践中的表现是千变万化的。

从空间角度看“个体自由”的收获，一个人得到多少最终就会失去多少，所谓“一死了之”，获得十分就会失去十分，所以生命的终结是“十分”丧失，结果“十分”痛苦，这是从世俗层面解释精神与物质世界分裂的最好比喻。

反之，个人创造的东西如果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留下来的越多，生命终结的损失就越小，痛苦就越少。时间是儒生们人生快乐、精神不死的客观标准，是儒学永葆青春的核心价值。

总之，两种文化对看似十分空泛的时空概念表现出来的差异十分明显。看似个体自由更受西方文化重视，实际上儒学赋予个体自由更深刻的价值和更客观、更公平的标准，因此儒学对个体自由更为重视。对于个体自由来说，一个是在“时间”范畴内拥有切实可行、切实存在的“永生”，一个是在“空间”范畴内期盼飘渺朦胧的、从来没有获得验证的“永生”。在世俗角度，个体在今生中就可以获得在时间意义上的永生，与人类真理长河交汇就是永生的最高形态；反之，个体在空间中得到的越多，失去得越彻底。显然前者赋予个体自由更为实际的、符合时代特点的价值，这种价值不但实际，而且是形而上的，更重要的是具有客观标准的、与时俱进的。这种“时中”的生存状态就是以宇宙为“终极关切”的哲学（儒学）的基本生存状态。

正如《矿业天下》一文所说，东西文化的差异是互补的，任何一方不能持高低心态，这就是中华文化的“中庸精神”。笔者亦再次指出本文褒扬时间价值、贬低空间价值是出于针对中国大陆现代社会误解中华文化传统价值观这一事实所采取的必要策略，其中分寸还望读者明察。

（待续）

（以下将继续讨论方向与方法，有思想的志士仁人可以从方向和方法的讨论中找到自我发展的路径，本文的哲学结论都可以应用到具体实践中。由于客观，所以可用，天下各行道理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