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与中国道路

1）全书的哲学立场与中国机遇

在《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中，冯友兰前辈用西方的思维分析方法把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梳理得十分清晰。首先，这种清晰本身就是对中国哲学的一种贡献。更重要的是，正如冯先生所说，用一条脉络把原来孔子、孟子、老子等哲人没有完全清晰表达的概念展现出来，并按照历史顺序逐步展开这条脉络，这本身就是一种发展和创新。用西方的哲学分析方法展开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并能够充分揭示和保留中国哲学的合理内涵，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杰作。

许多国人把“天人合一”看得太神秘，好似只有开了“天眼”的人，或者具有“天才”的人才能做到。其实不然。跨越时空，把一种思想方法与另外一种对立的思想方法相结合，得出两者相结合的结论，就是“天人合一”的成果。冯前辈就是把西方的哲学分析方法与中国哲学历史相结合，这个结合跨越了200－3000年，这种时间上的跨越以及方法论上的融合就是“天人合一”的壮举。

许多人尝试过把一种思想方法与另外一种对立的思想方法相结合，例如把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相结合，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相结合，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但是其结果往往是“面和心不和”，这是因为尝试者有自己的立场，并没有从心里在结合。凡是不能做到本质性融合的理论创新，就不能说是“天人合一”的结果。《中西文化价值观比较的客观标准》中对儒学的归宿做了总结，儒学精神境界的归宿是“融”，由于心中的立场永远是“融”，做事情的过程就是“天人合一”的过程。冯友兰前辈这种清澈的研究结果，反映出来当时他所具有的清澈的研究立场，就是“融”的精神境界。

其实《客观标准》一文文字十分浅显，导致有些人读不下去的原因，不是不懂得其中的观点，而是认为其中的观点与自己的立场相冲突，从左右两边看都好像有些“不大对头”，因此读不下去。《客观标准》一文虽然有褒有贬，本质上是一篇提倡“融”的文章。“天人合一”的境界并不是高不可及，能否达到取决于人心或个人立场的包容度。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的紧密结合，中国社会中那些经过许多世纪甚至千年所培育的优良内涵，可以在各个领域与西方社会中的优良内涵做这种跨世纪、跨千年的结合，可以“融”为一体，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中国社会正处于“天人合一”的最佳时期，处于各种创新的最佳时期，可以说这就是中国机遇。这就是人们期待中国社会各行各业取得阶段性成果的精英们对人类作出贡献的原因。

可以想象，如果房地产行业那些已经积累巨大财富的行业精英们，努力尝试把环保、节能、内联网、社区文化引入到他们自己的房地产投资中去，这就是不仅仅在追求空间的发展，而是尽量令自己的产品经得住时间的检验，尽量争取把科技与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相结合。

在虚拟社会时期，如果通过“内联网”把本楼、本单元、本小区的社会联系起来，使该社区成员能够参与虚拟社会的创新与竞争，展现社区的原创产品与精神，这就能实现秋风先生梦寐以求的、中国式的社会传统在新时代的新型发展。要实现这一条，就需要房地产行业的精英们懂得中华文化的社区精神，懂得人伦关系是人类群居特性的重要表现，这样在设计小区的时候，他们就能把便利开拓中华文化社会力量的这个角度考虑进去。

在一个行业中用现代科技来融合或落实跨世纪、跨千年的优良价值观，这种努力就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只有经历过“融”的努力并且取得一定的阶段性成果，才能进入这种境界，只有在这种境界中，人的生命才能真正脱离物质境界，才会有精神的原动力，这就是中华文化崛起的根本动力与实力。

现在中国经济领域一些“成功人士”做法是，一方面尽量压低生产成本赚取最大利润，另一方面用这个利润烧香拜佛、遍览名师来超度或指导自己的精神世界，或者爬山涉水、猎奇历险，通过精神和体能的刺激追求人生境界的培养，或者沉浸在高尔夫球场之内以避乱世。

个人在本行业所花费的时间最多，脱开自己的行业去修养境界，等于用30％的时间与精神去培养100％的境界，这种逻辑本身就是错误的。

且，如果在本行这个个人最能影响社会价值观的领域，没有体现高级境界，而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唯利是图（用管理术语就是实现利润最大化），也就是在本行中采用了较低级的价值观，无论烧多少香，个人的境界又能提高多少呢？

再且，人们往往在个人成功的行业中积累了最多的知识，如果在这个领域种无法提高精神境界，在其他自己所生疏的领域去“善举善打”（“高举高打”的镀金描述），效率究竟能有多高呢？那些金色真能提高境界的成色吗？

至于那些把世风日下的责任都推给社会与时代的人，只会闻着钱味走的人，就完全不能被称之为精英了，只是钱的奴隶。

“敬业”就是用“宇宙关切”的视角关注本行业的发展，就是在眼下的一点一滴作出自己向着这一大方向的最大努力，这是提高个体精神境界的唯一正确路径。用利润最大化获得的资金去捐助希望小学，确实是一个善举，但是对真正的中国精英阶层来说，这是比尔·盖茨的逻辑，并非中国哲学精神。

2）精神自由与生命质量的关系

把西方的分析方法如此简洁地、轻灵地、系统地应用到梳理中国哲学历史中去，充分表明冯先生在哲学领域已经到了“通”的层次。正像冯先生解释中国古语“通”这一词有“自由”之意，冯前辈的《简史》说明写作此书时他已经进入了学术研究没有束缚的“自由状态”，这种状态的出现往往表明学者已经把握了一个学科的灵魂和本质。《简史》一书的结尾部分就是冯先生对哲学以及哲学未来发展方向的总结，具有十分深刻的历史意义。他对哲学的解释：

“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乃是知识的一个分支，……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为我们增进对事实的知识（的认识－引者注）并无用处；但是，它为我们提高自己的心智（心灵和智性）则是必不可少的[1]。 ”

把哲学看作知识的一个分支，就是在用逻辑分析方法解释哲学，这是西方学科的划分办法。中国讲儒学就不这样说，就会说儒学是“大学”，是“经纬之学”，把哲学提高到“整体”的高度，而不谈哲学在学术门类中“个体”这个角度。

“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为我们增进对事实的知识（的认识）并无用处”冯先生这句话明确断绝了哲学与科技知识之间的联系，是从高度抽象的角度表述了哲学本质。《矿业天下》从经济基础角度讨论了中国文化轻视科学的根据，《简史》则从哲学角度，即哲学与科技知识的这种断裂关系角度，说明了历史上为什么中国哲学与科学技术分道扬镳得如此彻底。揭示这个断裂关系，特别是揭示这层关系的勇气，值得钦佩。目前推销哲学的专业人士，往往把哲学视为万学之学，这就导致自己陷入自己挖的陷阱，不能自拔。一旦有了拔高学术的立场，学者反而成为井底之蛙；正像把一种主义或者宗教提高到无以伦比的高度，都是井底之蛙之音，自娱自乐而已。世界就是如此悖论。

否定哲学与科技的关系并没有降低哲学的地位。一个人在大学或工作中学到一技之长以后要发展自己，就需要借助总结、反省、思考、探索等方法积累专业和管理知识，以确保事业的发展和成功，这是科技发展的路线；同时，总结、反省、思考、探索等方法对于认识人生也是必须的，然而要领悟人生，积极培育生命活力，统领这些手段的学问就是哲学，这是“心智”发展的路线。哲学解决的是立场和视野的问题，因此与人生境界相关。“敬业”就是要求在本行业研习哲学，培育哲学精神，追求哲学答案，也就是把科学路径与心智路径相结合，在走科学道路的同时培养个体人生的“活的意义”。冯先生“必不可少”这句评语，一字千金。

近日与近40年不见的大学同学们小聚了一次，同学们已经退休，谈吐中流露出对终日无所事事的无奈。当时努力做了一些劝导，“我们这个年龄，严格来说不是在修生，而是在修死，是在准备如何去死。一个人只有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才能正确对待死亡，也才能善始善终。”所谓提高精神境界，就是冯先生所说“提高自己的心智（心灵和智性） ”。心智乃生命的原动力，离开哲学，生命的原动力就会逐步消耗，而不会逐步积累。“吃完上顿饭，就准备下顿饭，不管膳食如何有养生，就是在消耗生命的原动力。对身体来说，锻炼永远不晚；对培育生命原动力来说，学哲学永远不会太晚。学哲学可以像散步那样，放松去做，多走一步就会多提高一点自己的精神境界。”对于退休的人来说，哲学尚如此重要，对于现在还在一线上竞争的人来说，培养生命原动力就更加重要，因为除了获得经济上的收益之外，它还能带来生命活力的增强。

近几年常在大学开办讲座，介绍从事矿业与提高精神境界相结合的一点体会，许多同学说要力争多给政府高层介绍我的思路，似乎只有得到政府认可，这种讲座才有意义，似乎讲给他们就没有多大意义。其实，用哲学眼光看世界这种行为，就是在修养自己的生命原动力，通过讲解自己的心得体会，通过对矿业理论的探讨，提高自己的思维高度和精神境界，这才是讲座的核心目的，正所谓“己欲立而立人”，立（利）己全在立（利）人之中。看似有利于别人的事情，恰恰是自己所最需要的事情，身在这种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和谐关系之中，就是人生最大乐趣。冯先生“必不可少”这四个字，对我来说，不仅仅是感同身受，实在是刻骨铭心。

什么是精神自由？精神自由就是精神摆脱理论框框，摆脱立场束缚，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建立形而上的思维习惯，这就要靠哲学思维。《客观标准》一文中反复描述的“哲学人生”，就是这种精神自由。冯友兰前辈就享有这种人生，这也是他能够长寿的原因之一。

最近遇到一位高明的中医阎民川大师，他说养生的根本是要有哲学精神。大师列举了约20位高寿的中国名人，无独有偶，其中包括冯友兰前辈。养生修死，看似是物质的，实际上也是精神的。“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朱熹这句诗不仅仅是在说个人的精神修养，也是在描绘生命的状态，培育精神“活水”才是健康长寿之道。

3）人生境界以及境界的层次

冯先生说，“哲学，或至少形而上学是如此，它的本性决定它必然是非常简单。否则，它将成为另一种坏科学。”简单是学术的灵魂，这是冯先生的文风。中国报纸上的大块头理论文章令人们已经知道什么是“坏科学”。关于“境界”的说法有许多，有禅言、警句、寓言等，这些都充斥于现代微信之中。感觉上还是冯前辈说得通透：

“人与其他动物不同，在于当他作什么事时，他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事，并且自己意识到，是在做这件事。正是这种理解和自我意识使人感到他正在做的事情的意义。人的各种行动带来了人生的各种意义；这些意义的总体构成了我所谓的‘人生境界’”。

首先，“人与其他动物不同”这个短句是不能省略的。人们都知道人与动物不同，但是许多人其实就是不知道人与其他动物的本质不同是什么。人与动物有许多不同，但是人能自省，这是人与动物最根本差异的最简明总结。而自省活动本身就是重要的哲学行为，自省的内容，更是重要的哲学命题。用如此简练的话，说出来人的本质、哲学的本质，为“境界”一词做注脚，就说明了冯前辈的哲学功底和人生境界。简明是力量的结晶，是自由的表象。

其次，“总体”是一个关键概念。人的各种行动都会具有一定意义，但是只有“这些意义的总体”，才能构成一个人的“人生境界”。这就是说，捐献、烧香拜佛、爬山打拳，这些都具有良好的社会意义或个体价值，然而，这些行为能否就是一个人人生的整体意义，就要看一个人是否能时时刻刻拥一种精神，令自己生命行动的整体意义形成自己的“人生境界”。

从时间上看，“敬业”就是在确保一天工作8小时的时候，都是在培育自己人生境界，没有时间上的保证，人生整体就不可能处于境界的高位；从本质上看，“敬业”就是要把生存与境界紧密相连，只有生存之道有积极社会意义，才会从根本上确立人生境界的高低。

关于境界的层次，冯先生的表述更加简明。

“尽管人和人之间有种种差别，我们仍可以把各种生命活动范围归结为四等。由最低的说起，这四等是：一本天然的‘自然境界’，讲求实际利害的‘功利境界’，‘正其义，不谋其利’的‘道德境界’，和超越世俗、自同于大全的‘天地境界’。”

“在这四种人生的境界中，前两种都是人的自然状态；后两种是人应有的生命状态。……自然境界的人生不需要对人生的理解和自我意识；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需要有一点对人生的理解和自我意识；天地境界需要的人生理解和自我意识则最高。”

“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任务是为了帮助人达到后两种人生境界，特别是天地境界。天地境界也可以称之为‘哲学境界’，因为唯有经验哲学给人的宇宙情怀，人方始可能达到天地境界。”

“人在道德境界中生活的衡量标准是‘贤’，它的含义是‘道德完美’。人在天地境界里生活，则是追求‘成圣’。哲学就是启发人追求‘成圣’。”

“中国哲学强调一点：圣人并不需要为当圣人而做什么特别的事情。他不可能施行神迹，也不需要去那样做。圣人所做的事无非就是寻常人所做的事，但是他对所做的事有高度的理解，这些事对他有一种不同的意义。换句话说，寻常人在蒙昧状态（佛家称之为‘无明’）中做事，圣人则是在完全自觉（觉而有悟）的状态中做事。”

美！简明之美！精神力量之美！仅仅四、五段话，已经把人生境界、中国哲学传统、最高境界的表象言尽。

第一段说的是四种境界，第二段说的是这四种境界分为两种状态，第三和第四段说的是中国哲学的核心内涵，第五段说的是圣人与神人的表象区别，把中国哲学与西方宗教以及近似宗教的神圣信仰完全区别开来。

冯友兰前辈这几段话，对当代中国知识精英们是一声振聋发聩的警钟！

一方面，中国现代有许多知识分子一提到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古代圣贤，就会想到“迂腐”这两个字，有的甚至会嗤之以鼻。这种心态是文化大革命的余孽。可怜的是，他们受害尚不自知，一边批判文化大革命，一边埋葬他们自己。他们自己和台独分子唱的是一个调，“可怜”一词已经用轻了。

另一方面，中国许多政治精英或开口闭口自由民主，或千字文百字为社会主义，两方面都认为“圣贤”二字已经过时，或者认为“圣贤”概念无法挽救中国。他们完全不懂中华文明历经两次外族征服依然生机勃勃的力量在哪里，因此也根本看不到在科技文化的冲击下，中华文明自立于民族之林的能量在哪里。无论左派还是右派，他们都是在希腊文化中寻找中华文明的出路，如《客观标准》一文所说，这种不自知的程度已经无法用文字来形容。

其实回到中国经济界看看中国的经济精英们处于什么境界，这个问题就清晰了。

如果不是中国石油行业制定的炼油标准违反“天地境界”，国有企业自定标准、自娱自乐，北京的霾就会少很多。北京上世纪60－70年代确实有大量煤烟污染，但是白天还是白天，也没有到了白天近乎黑天的地步。

城镇化如果如此继续下去，中国8亿农民都用上抽水马桶（以前农民的粪便是堆积状态，最终还会返回到田里），一天洗一个淋浴，中国大概还要建设2个三峡水库以及三条南水北调的干渠，或许才可能满足城镇化居民的生活用水。高密度人口城镇化，在世界上只是日本有经验可以借鉴，但是日本的水源（包括海水淡化）和排水条件中国并不具备。不考虑如何用一些革命性的方式继续城镇化，只谈中国城镇化还有20年发展期，这就是只有政绩和经济观念，中国经济界的高参们显然仅仅处于“功利境界”，而没有沾上“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的边。

先不说如何到达“天地境界”（这一境界是超越国度的），就是从为中华民族未来生存条件这个道德角度来考虑，那些在房地产市场上叱咤风云的精英们，是否照着冯友兰前辈的标准衡量一下，自省一下自己处于什么境界。自省指的是对自我行为的反省，把一切问题推到政府和制度身上，那不是自省，那是放纵。

上面几乎只字不提矿业，一是因为这个问题在《矿业天下》一书中已经讨论过了，二是为了增加读者面。但是作为“矿痴”，不想到矿业是不可能的。

最近青海高海拔地区埋死了80多名矿工，报纸上说是自然灾害，这不禁让我想到陕西煎茶岭所谓的地震导致尾矿坝崩垮的事件（《矿业天下》中的案例）。冯友兰先生认为“功利境界”是尚没有达到“道德境界”，唯利是图（管理术语就是实现利润最大化）本身就是境界问题。然而这里必须冒昧修改一点冯前辈的说法，针对中国此类经济界的行为我们可以说还有一种“功利境界”，他们不是没有达到“道德境界”而是处于“缺德境界”，他们竟然连为80多条生命喊冤的机会都不给。这才是“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诸多假英雄，谋财竟害命！”

据说该公司还哭着喊着要“走出去”，在国际矿业资本市场浪迹多年，我最知道80多名矿工丧命的份量——没有任何一家有德性的国际矿业公司会与这家公司搞合资，或者把资产卖给这家公司。这家公司大概又会把这种结果归结于“国际反华势力”在作崇吧，千万别信他们，他们把中国人民作为挡箭牌掩盖自己的缺德，这种行为大可以用现代科技语言称之为“缺德的平方”。

4）中华文明可以为人类精神境界做些什么？

《矿业天下》和《客观标准》都说中华文明具有启迪人类精神的能量，如何用哲学来阐述这种可能性呢？冯友兰先生再次简明地说清楚了这个问题。

     “我提出有两种方法，即：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正的方法的实质是讨论形而上学的对象，这成为哲学研究的主题。负的方法的实质是：对要探讨的形而上学对象不直接讨论，只说它不是什么，在这样做的时候，负的方法得以显示那‘某物’的无从正面描述和分析的某些本性。”

正负的概念是现代科学的概念，冯先生用它来形容中西哲学的差异，令人耳目一新，这就是一种创新，就是《简史》成书之际哲学界“天人合一”的案例。所谓“负的方法”，自然令人想到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句名言，这不就是用负的方法阐述宇宙之道吗？这种负面的阐述确实弥补了从正面阐述所无法表达的境界。

冯先生继续解释。

“我已经表示，同意诺斯洛普教授所说，西方哲学从不证自明的‘公设的概念’开始，而中国哲学则从‘直觉的概念’开始。由于这个缘故，西方哲学的方法论是理所当然地由正的方法占统治地位，而中国哲学的方法则理所当然地是负的方法占统治地位。”

哲学发现问题的核心手段是“抽象”，例如把哲学问题抽象为“概念”；解决问题的核心手段是“具体”，通过“具体”来显示差异，例如把概念差异分为“公设的概念”和“直觉的概念”。诺斯洛普教授这种概念的表述方法，依然含有西方概念性的思维习惯，尚没有“具体”到问题的本质，还有一定偏差。另外，“不证自明”这个修饰词就是西方哲学出现方向性错误的根源，如“神”可以“不证自明”地代表终极真理，因此根据各种对真理的理解“神”才有了各种名称——耶和华、上帝、安拉、佛、仙、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甚至他们的传道者也一并升天，如基督、保罗、穆罕默德、斯大林、李洪志，不一而足。尽管有深度上的缺陷，诺斯洛普教授揭示了中西两种哲学的具体差异，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矿业天下》提出西方哲学注重逻辑思维，而中国哲学注重形象思维，两种思维的区别导致中西哲学方法论的根本差异，并从从自然资源秉赋的角度阐述了这两种文化的思维方式各有侧重的历史原因。这个哲学观点相对于“公设的概念”和“直觉的概念”的说法，更加简明和客观，更加“具体”到本质，因此是一种进步和创新。这种表达方法与诺斯洛普教授的表达方法相比较，显然具有中国特色的观察视角和表达特点，从中可以直接看到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

冯前辈说：“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不是互相矛盾，而是互相补充的。一个完整的形而上学体系应当从正的方法开始，而以负的方法告终。”

正负电子相依为命。如此揭示哲学的方法论，令人深刻地、清晰地体会到当时振聋发聩的一个关键论点——正确的哲学体系本应该是中西两种方法结合使用。《简史》发表的那个时候，世界上几乎没有人认为中国有哲学。从这一角度就可以看出，那些认为中国哲学中最重要的“圣贤”概念已经“迂腐”的现代学人，错在哪里了，因为他们看不起中国哲学，他们就像上世纪40年代的西方人一样。这种错误判断不是因为中国古代哲人“迂腐”，而是因为中国现代学者“功利”，他们甚至不是“向右看齐”或“向左看齐”，而都是“向大个头看齐”，唯一不同的是，有人看到了“大个头”的右脸，有人看到了“大个头”的左脸，因此两派才打起架来，互相之间还搞得你死我活。  

“在中国哲学的历史上，正的方法始终未曾得到充分的发展，或者应当说，它被过分地忽略了。因此，中国哲学里缺少明晰的思考，这是中国哲学往往被视为简单的原因之一。由于缺乏明晰的思考，哲学容易幼稚，然而‘简明’本身又是一个优点。……另一方面，人们在西方哲学的历史上也看不见负的方法的充分发展。未来的哲学将在这两者的结合中发展出来。”

中国哲学不是没有问题，冯前辈对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然而，问题的背面就是优势，冯前辈对这个辩证关系也说得很清楚。反之亦然，因此，对西方哲学的问题冯前辈说得更简单。

正负的概念作为比喻，十分清晰，若要应用到实践中去，就需要具体的哲学术语来引领。我们还可以用冯前辈的话来解释“正负”之别，这就是西方哲学关注“有”，中国哲学关注“无”；再通俗一些则可以说，西方哲学关注“物”、“空间”，中国哲学关注“精神”、“时间”。《客观标准》一文全面探讨了这两种价值观的差异，包括矛盾整体、客观标准、方向、方法、归宿；包括西方文化如何针对“有”发展了社会“空间”，又如何因为追求物质的“有”和“空间”而落入精神的虚无与分裂；中国文化如何针对“无”发展了社会价值观及其客观标准，又如何因为追求精神的“无”和“时间”而在空间发展上受到约束、导致落后。《客观标准》和《矿业天下》描绘了一幅画卷，说明“敬业”就是“融‘无’于‘有’”，在“有”的探索中始终保持“无”的境界，即把中西文化各自的优势相结合，实现符合时间标准的空间发展，具体实践案例就是澳华黄金把国际矿业先进模式成功地引入了中国矿业，证明了“无”和“有”是可以结合的，而且物质和精神双丰收。

为什么“负的方法”和“无的境界”能够给西方文化（“正的方法”和“有的境界”）增添新动力呢？

 按照西方哲学“正”的方法，研究问题首先从概念出发，即先有一个“公设的概念”例如，对宇宙的本体或总体，先给出“神”这一概念，然后再随着时间推移逐步深化和具体分析概念中应该有哪些内容（“神”的具体形态）。这就是从正面探讨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问题是：对于这种“公设的概念”，不同的社会就会有不同的理解，从而宗教从犹太教衍生出基督教，再从基督教衍生出伊斯兰教。从科技角度看也是一样，人们首先定义的物质最基础单元为分子，后来称为原子，取起原始单元的意思，有不可分的含义，但此后更小的单位不断出现，粒子、质子等等。也就是说，一个“公设的概念”后来往往被赋予了许多名称或内涵。

科学技术的发展用这种思路没有问题，人类可以逐步剥离事物的外壳，步步接近事物的本质。这就是为什么科学技术在西方蓬勃发展的哲学解释。

然而，在社会科学领域，这种方法的代价就太大了。这是由于社会科学中有许多不定因素，而且这些因素都是处于非线性发展状态，这就造成了对同一个概念“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果仅仅是争个名份也就罢了，但是名与利不可分割，因此概念之争就导致群体争斗。正如历史表明的，宗教是许多战争的根源，就连现代的伊拉克战争都隐含着一定的宗教性质。至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争导致了多少社会资源的浪费和人类精神的扭曲，就更难用数字统计了。在人类社会中通过对抗求解答案，就是把摩擦提升为撞击，就是在增加社会的“熵”，就会导致社会“发烧”和资源浪费。

那么怎么解决这种社会探索中的摩擦与对抗呢？冯友兰先生说得明白，不可说的事情只能用负的方法说清楚，“负的方法的实质是：对要探讨的形而上学对象不直接讨论，只说它不是什么，在这样做的时候，负的方法得以显示那‘某物’的无从正面描述和分析的某些本性。”也就是说，中国哲学的方法，适合于解决社会科学中的实践问题，“负”的方法是降低社会“熵”的正确方法。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中国主流思想界没有“神”的概念，这就是因为“道可道，非常道。”能用概念（神）代表的就一定不是那个“非常道”，而变成了“常道”。最核心的本质不可说，因为“说”在思维之后，是思维的一种表达方式，“说”要经过经验整理，因此一旦说出来就不是那个本体了。中国式佛教的代表禅宗主张“顿悟”，而顿悟出来的“本体”也是不可说的。如果说一种主义是历史的终结，而这种主义具体内容现在又不可能说清楚，这就是“不可说”，说了也白说。这就是为什么冯先生在《简史》在结尾最后采用了一个老和尚消掉了小和尚大拇指的历史传说。

不可说不等于不能感觉到有这样一个“大全的整体”或“终极关切”。在说到圣人的时候，冯友兰前辈写道，“人也可以达到一种认识，知道在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大全的整体，就是宇宙。他不仅是社会的一个成员，还是宇宙的一个成员。就社会组织来说，他是一个公民；但他同时还是一个‘天民’，或说‘宇宙公民’。这是孟子早已指出的。一个人具有这样的意义，在做每一件事时，都意识到，这是为宇宙的好处。他懂得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意义，并且自觉地这样做。这种理解和自觉使他处于一个更高的人生境界，我称之为在精神上超越人世间的‘天地境界’。”

“天地境界”不是只有“开天眼”的人才能做到，没有那么神秘。它是任何一个有高等自我意识的人都能做到的。例如，如果为中国人民探索中国特有条件下实现住宅对环境零破坏的道路，这种房地产开发商就是有道德的人，即“贤人”；如果这种努力同时也为人类消除了密集居住的负面影响，保持了人类群居的特性，消除了对环境的不良影响，那么，追求这种目标的房地产投资人，其精神就是达到了“天地境界”。一个人走路的时候，见到废纸就捡起来，投入回收垃圾箱，就是时时刻刻在做“宇宙公民”。再次重温冯先生的一段话，“中国哲学强调一点：圣人并不需要为当圣人而做什么特别的事情。他不可能施行神迹，也不需要去那样做。圣人所做的事无非就是寻常人所做的事，但是他对所做的事有高度的理解，这些事对他有一种不同的意义。换句话说，寻常人在蒙昧状态（佛家称之为‘无明’）中做事，圣人则是在完全自觉（觉而有悟）的状态中做事。”

什么是“无”的境界？面向未知，对宇宙价值的不懈追求和探索，这就是中国哲学中“成圣成贤”的本质意义。

耶路撒冷一位犹太记者对朋友小高评论中国人，“一个不信神的民族，一个没有敬畏心的民族，多么可怕呀！”小高无言以对。其实，中国人不是象宗教界所说“无所敬畏”，相反，中国人敬“天”，这个“天”来自于“直觉的概念”，即具体又抽象，它有形而下的气象万千，决定人们的农作物收成；又有形而上的大全规律，令人们心向往之。中国人的“天”有两种含义，既是现世的，又是彼岸的。正因为此，中国人的精神境界就和西方人的有所不同了，能够包涵两个世界，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怎么评价也不会过高。

为什么重要？因为人既是动物，又有反省能力，具有双重能力，中国哲学的这种双重精神境界才真正反映人这一特殊动物的物质与精神本质。

用概念来代表人类精神、用概念来震慑人类精神、用抽象概念（无论是神、共产主义或资本主义）来统摄人类精神，就容易造成精神分裂症。把人的精神世界交给概念来统帅，从而令人能够一心一意地追求物质世界，这不是精神分裂现象吗？盖房子仅仅是为了挣钱，社会后果完全不顾，就是人的一种精神分裂症。如果这个概念真的能够统帅起来，那真是太好了，但宇宙真理恰恰不能这样从正面表述。正是因为这种概念是“公设的”、“预设的”、“假设的”，因此会出现各种解读，其结果反而导致精神的困惑与迷茫。对“未知”用“正的方法”解读，一定导致这个结果。简明是中国哲学的力量所在。

认真回味一下自己的经历，从如何借鉴国际矿业先进经验这个题目开始，全身心地去寻找答案，历时20多年。原来自己对哲学一窍不通，就知道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几个名词，但是这种在行业中追求“做对”、“做好”的实践，就会自然而然地把人引入了哲学境界，逼迫自己超越国界束缚、超越文化束缚、超越利益束缚，通过本行业思考人类利益和宇宙利益，这个过程也就是在追求冯先生说的“天地境界”。其中一个重要体会就是，虽然一开始有澳洲模式这种学习榜样，在追求的过程中，学习之心没有被模式或主义束缚，不断地问着“为什么？”这就是对“无”或“天道”的敬畏、谦卑与渴求的心态，就是在“敬业”的过程中融入“宇宙关切”。这些听上去十分深奥的词语，只是因为有过这种经历，才会觉得那么亲切、那么贴近生活。也只有这样做了，才会觉得生命之美丽，追求之壮观。追求的结果，也像冯先生所说的，没有什么神迹，就像这个笔记，都是些普通的心得，话都“土得掉渣”，正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样看来，这就是冯先生所说的“中国哲学的精神”，也是古人所说的“成圣成贤”的修行路径，将其带入现代，这就是中国道路的精髓。

未来的世界会是怎样的？还是用冯友兰前辈的话来总结吧，“中国人所说的圣人，既在世界里生活，又不属于世界；中国哲学既是现世的，又是彼岸世界的。随着未来科学进步，我相信宗教的教条和迷信将让位给科学，人对于彼岸世界的追求将在未来的哲学中得到满足。这个未来哲学既是现世的，又是彼岸的。在这方面，中国哲学可能有所贡献。”多么平静而敞亮的心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