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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方和中华文化价值观比较的客观标准(5)

 

4.两种价值观的培育方法

 

时间是公平的,只有它才能衡量出生命的质量。儒学价值观的培育方法就是“吾日三省吾身”的修行方式,这种方法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在微观上重视时间,修行就是生命的组成部分,生命无时不在修行。二是始终把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相联系,不是追求脱离群体价值的个体价值,在微观层面把生命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这就是微观层面重视时间的具体措施。在儒学体系中,这种修行以时间为坐标,以承上启下为方向,以宇宙关切为本质,其方法以“知行合一”为特点。时间是连续的,儒学认为个体只有在今生持之以恒地尽到了个体最大的能力,才能全面认识到个体在人类繁衍发展中的永生价值。

冯友兰前辈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援引了金岳霖教授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通俗地说明了中国哲学家生命的特点:“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其所以如此,因为道德、政治、反思的思想、知识都统一于一个哲学家之身;知识和德性在他身上统一而不可分。他的哲学需要他生活于其中;他自己以身载道。遵守他的哲学信念而生活,这是他的哲学组成部分。他要做的事就是修养自己,连续地、一贯地保持无私无我的纯粹经验,使他能够与宇宙合一。显然这个修养过程不能中断,因为一中断就意味着自我复萌,丧失他的宇宙。因此在认识上他永远摸索着,在实践上他永远行动着,或尝试着行动。这些都不能分开,所以在他身上存在着哲学家的合命题,这正是合命题一词的本义。他像苏格拉底,他的哲学不是用于打官腔的。他更不是尘封的陈腐的哲学家,关在书房里,坐在靠椅中,处于人生之外。对于他,哲学从来就不只是为人类认识摆设的观念模式,而是内在于他的行动的箴言体系;在极端的情况下,他的哲学简直可以说是他的传记。”这就是对上文提到的“哲学人生”的生动写照。“在他身上存在着哲学家的合命题,这正是合命题一词的本意”,这句话真正道出了中国哲学精神的存在形态——知行合一。

“合命题”的解来自哪里?来自“合命题”之中,而不是“合命题”之外,也就是来自于参赞天地化育的实践活动中,用儒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来自于不断的修行之中。儒学认为,修行(知行合一)就是个体自由确立价值观的手段与方法。

正是从方法层面,《矿业天下》提出了在儒学修行层次中增加“敬业”这个层次。因为,现代人必须经过这个层次才能做到修行不间断,才能从科技角度理解宇宙发展规律,才能做到修行就是生命,生命无时不在修行。西方经济体系中的“专业人士”和“职业精神”(professionals and professionalism)就是这种“敬业”修行的微观成就。而在个人从事的行业中无时不停地思考如何令本行业保持与人类发展本质利益相一致,就是这种“敬业”修行的宏观成就,这是中国人的独特气质。《矿业天下》一书记录了作者探索矿业正确发展模式的修行历程。只要所有中国人都能在本职行业的微观和宏观层面上认真修行,就可以弘扬儒学于现代,就可以为中华崛起创造本行业的精神高地,就可以在“立人”中“立己”、“立国”。《矿业天下》一书既是用矿业看天下,又是用天下看矿业,所谓用天下看矿业就是从“宇宙关切”的角度,探讨矿业发展的正确道路。

儒学认为,“和谐社会”是“群体自由”的最佳形态,“知行合一”是“个体自由”的最佳形态,“合、和”是儒学的方法论,“合、和一体”就是“天人合一”。儒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是冲突的,而是一体的。儒学的“宇宙关切”之所以既有理想主义成分,又有现实主义成分,其核心原因就是这种宏观与微观的一体化。这种“宇宙观”是具有充分理论根据的。

《矿业天下》指出,中国哲学把天下看作一种大小叠套体系,“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强调这种叠套体系内部的有机联系。既然宇宙是一个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的叠套体系,那么作为宇宙的一部分,个体的人与宇宙整体之间就有“道”的联系,个体完全可以从本体的视角了解整体,即从内向外领悟“道”,这种领悟是通过“孝道”、“师道”、“天道”一层层地扩大,一步步地深入整体,而这种领悟过程就是“知行合一”的过程,这就是儒学的“本体论”,这个本体论才是真正“以人为本”的本体论,以个体能力与价值为起点的本体论。因此,儒学从个体通向整体的哲学体系是圆满的、统一的、具有内在联系的、上下贯通的,儒学的“宇宙关切”既是对个体的关切也是对群体的关切,两者实为一体。

《矿业天下》一书的核心逻辑就是以这种大小叠套、浑然一体的世界观看世界,所以作者才能尝试用一个行业看世界政治经济的历史变迁。“天下道理一也”。既然矿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基础行业之一,那么通过认真观察矿业的发展规律就应该能够把握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脉搏。晚学常常把行业比作地球的直径,360行构成了地球的球体剖面,这些行业的滚动发展就形成了地球的体积,并把这种视野归纳为“一轴看天下”。所谓修行,就是坚持不懈地做这种观察,用矿业看天下——看世界发展规律,用天下(人类利益)看矿业——寻找矿业正确发展道路,人在其中,持之以恒地摸索,就能由内向外、由里及表地把握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这就是“敬业”的全部意义。所谓“哲学人生”就是指个体从本体角度生成“宇宙关切”并“永远摸索着”、“永远行动着”、“或永远尝试行动”的人生,就是个体与宇宙“天人合一”的状态。

知行合一作为个体自由的发展方法,其结果是千变万化的,晚学认为从时间角度看,这种“天人合一”有三个层次。

法国学者布伦代尔把影响人类发展的客观因素分成长程、中程、近程三个时段,把那些以千年为单位影响社会发展的因素称为“长程条件”,那些以百年为单位影响社会发展的因素称为“中程条件”,而那些以十年为单位影响社会发展的因素称为“近程条件”,“三时段”的时间划分办法是我们以时间为标准衡量历史质量和生命质量的有效方法。布伦代尔这种历史观具有丰富的形象思维内涵,是西方文化中把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相结合的好例子。三时段的时间划分方法对于“知识爆炸”的现代社会界定知识价值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孔子、孟子、董仲舒、朱熹、张载、王阳明、冯友兰等儒学大师们所开创的知识是以千年为单位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知识。晚学在儒学修行层次之中加入“敬业”这一环节,与圣人们的思路一脉相承,具有同样的“长程”时间坐标,它使晚学实现了与人类真理长河(以千年为单位影响人类发展的知识流)的交汇,这种交汇所带的快乐是无以言表的。

晚学所提出的“价值论”,如果是正确的,就是以百年为单位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知识。《矿业天下》认为,交换价值体系的形成花费了约2000年,而其统治世界经济也只有三、四百年的时间,因此“价值论”是以百年为单位影响人类发展的知识。

《矿业天下》也提出来一些具体改革建议,如在中国用国有金融机构取代国资委在大型国企中的资产所有者地位,以及在世界范围内,在联合国设立“参议院”等建议,这些都是以十年为单位影响中国或世界发展的知识或建议。

因此,《矿业天下》所谈论的天下图案,并非平面画面,而是立体的、交叉的、色差较大、角度切换较频繁的天下画面。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虽然全书并无艰涩字眼,举例也力图通俗,然而若没有抽象的、宇宙关切的视野,这本书很难读懂,只会感到是一些“常识的集合”,甚至觉得作者只是在通过矿业在“侃大山”。显然,这与作者表达功力有限有关,为此笔者常常“一日三‘责’吾身”。

与儒学价值观的方法论不同,西方认识价值的方法是解剖性的、概念性的、主次二元的、由外向内的。

所谓“解剖性的”方法是指把整体解剖为部分进行细致分析。在西方的科学体系中,知识是按照门类切分的,而且分类越来越细,每门学科都强调其独立性和特殊性,只是在20世纪后期通过边缘学科的发展才逐步形成了研究交叉学科的趋势,才开始出现类似于儒学的整体视野。《矿业天下》专门介绍了东西方在“整体与部分”这对矛盾中的价值倾向差异,并做了辩证分析。正因为此,许多中西方概念的交流很不容易,往往貌合神离。例如,以西方文化观点看哲学,哲学是一门学科,是一种专门知识,哲学可以指导人生。中文的“哲学人生”这个组合词就很难翻译成英语,即便译成英语“a philosophical life”,也缺乏中文词汇的语境深度,只会让人联想到一位孜孜不倦的哲学家,或者总是用哲学思维考虑问题的人,无法让人产生“天人合一”的联想。

所谓“概念性的”方法就是指西方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具体的、物质的。冯友兰先生指出,“希腊哲学家们也区别有和无,有限和无限,……希腊哲学家们却认为无和无限低于有和有限。在中国哲学里,情况则刚刚相反。……因为有和有限是有区别的、无和无限是无区别的。从假设的概念出发的哲学家就偏爱有区别的,从直觉的价值出发的哲学家则偏爱无区别的。”冯先生这段话的最后一句,十分清晰地阐述了两种哲学思维的起点,一个是假设的概念,另一个是直觉的价值,即一个是逻辑思维为主,另一个是形象思维为主。

西方哲学重视“有”和“区别”,就是因为其研究对向是具体的、有形的,从这个角度看,西方哲学就不能把自己标榜为“唯心论”的代表。西方哲学研究问题的方法是首先要对宇宙各种现象冠以抽象概念,特别是把人类当时的未知领域用超验的假设概念统一起来,或归结为“神”,或归结为“主义”,或归结为“分子、原子”,然后再逐步赋予这些概念一定的规律和个性。这种价值发现方法虽然从表面上看是唯心的,因为其探索以假设开路,但本质上西方哲学是面向具体与物质世界的,方法是唯心的,目标是唯物的。简单地把西方哲学体系定义为“唯心论”并不全面。假设的实体是“有”,直觉的实体是“无”,这种唯心与唯物的辩证转换关系证明,西方哲学体系的精神本质是唯物的、方法是唯心的;中国哲学体系方法上是唯物的,精神本质上是唯心的。只有从思维方式这个维度上,我们才能看清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的真正差别,这是因为唯心与唯物这对矛盾依然是超验概念所主导的矛盾,并不具有完整的客观性。本文的主题词是“客观标准”,就是针对哲学界迄今为止以概念主导问题研究路径的习惯性偏差。

这里要更深层次地说明一下中华文化认识论与西方文化认识论的差异。儒学讲“知己”、“知心”,不讲“识物”、“识他”就是一种唯心思维路径。所不同的是,儒学所讲的唯心,即“悟道”,是从个体角度伸展开来的,因此通向“终极关切”的道路每个人都不同,这些道路是延绵不绝的,通过“孝道”、“师道”、“天道”层层延绵伸展,最终进入“无”的境界。

既然宇宙尚在不断扩大和发展,人类知识当然也就是在不断扩大发展,这种面向未来广大未知的勇气与精神就是“无”的境界。与西方哲学最为重要的差别是,儒学个体自由道路的终端不是归于一种立场,一个概念,一位偶像,儒学不断探索和修行的动力来自于对未来和未知的“偏爱”[1]和向往。以温良恭俭让为外在特征的儒生们,看似懦弱平和,实际上具有大视野、大勇气、大智慧、大自由。儒学这种唯心论才是个体精神的自由伸展,也才能建立正确的群体自由观、正确的群体秩序。

中国历代儒学领袖都不是官场宠儿,也没有形成巨富豪门。孔子周游列国,扣8国政门而不得入;孟子拜见四国帝王,终以讲学为业;董仲舒、朱熹、二程、张载均曾为官,但后来均辞官讲学。董仲舒虽已经回归山野,常常被朝廷召唤参与重大决策,尽管如此,董圣人也从未再入官场。《矿业天下》一书着重指出,历史上真正代表中国时代思想精华的宗师们,都是“在野山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真正的精神领袖。“在野山人”不再参政是因为政治属于特殊空间的艺术,与“宇宙关切”有利益冲突,因此,真正代表未来的政治家、哲学家不参政不是因为其能力不够,而是他们不会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特定政治空间之内。中华社会精神领袖的这种生存常态,本身就是中华文化、中国儒学崇尚个体自由的最高表现形态。因此,儒学推崇的个体自由才是最为纯粹的个体自由,这种个体自由才是心同宇宙的大自由、“大自在”。

把一切“归一”,就像要把无限发展的宇宙静态化,无论是归在“主义”还是归在“神”,就是个体自由不得究竟的根源,也是个体自由与群体自由相冲突的结症所在。晚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才认为所谓“西方文化代表自由”的传统观念值得商榷。西方文化追求自由,但是迄今为止尚未找到通向纯粹个体自由的道路,更没有衡量个体自由的客观标准。

时下就有一个好的例子。最近美国不断发生枪杀儿童的恶性事件,尽管枪支泛滥的社会代价巨大,奥巴马甚至流泪呼吁一定要采取坚决行动,但是美国社会无法用法律说清楚“禁枪”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社会矛盾是西方文化中个体自由与群体自由之间的本质冲突所导致的,世界上没有任何法律文字能够把这种核心价值观冲突用规则约束清晰。在美国这个把法律用到了极限的国家,法律在“禁枪”这个问题上已经“缴枪”了,束手无策了。事实证明,仅用抽象概念建设起来的社会早晚会进入精神分裂状态。各种“主义”所指向的归宿,就是这种精神分裂状态,即中华文化所谓的“不得究竟、不得圆满。”

所谓“主次二元的”就是指西方文化认识世界的立场是主客对立的。例如,在信仰层面,“神”是主,信徒是仆;在人与宇宙的关系中,人是主体,研究对象是客体,两者之间是分裂的,客随主“变”,主体控制或利用客体,这种哲学立场就是西方政治霸权主义的理论根源。这种“人本主义”是与客观世界分裂的人本主义,本质上是以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与儒学倡导的“人本主义”(个体与整体在一个叠套体系中,两者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

从这个角度就更能够理解为什么“哲学人生”这个词无法简单地翻译成英文,因为“哲学人生”指的是个体与整体之间的有机融合,即个体始终把哲学精神融入在自己的行动中,且其精神境界在相当宏大的层面融入了整体,个体能够对以千年为变化单位的“长程”学问有所贡献,就是个体已经更加宏大地融入了整体,也就是以千年为时间单位融入了整体,只有这种人生才能称为“哲学人生”。中国哲学是行动哲学,不仅是思辨哲学。中国儒学圣人们拥有的就是这种“哲学人生”,这种人生就是“大自由”、“大自在”的人生。《矿业天下》认为,“通俗标示儒学学者的深度,平和标示儒学学者的力量,中庸标示儒学学者的高度。”晚学用“敬业”一词参与儒学发展的讨论,就感受到了这种“哲学人生”的意义。由于修养浅薄,晚学对“哲学人生”的感受如果用“管中窥豹”来形容都过于夸大了,尽管如此,这种感受也令晚学相当震撼与欢喜。

(未完待续)

(个体按照儒学的方向与方法发展下去,其最终归宿在哪里?笔者通过介绍个人亲身体验,总结了现代儒学归宿的客观归宿与精神归宿,与读者分享。在文章结束笔者也提出来中华崛起的最宏大的社会意义,与读者共同探讨。)



[1]冯友兰先生对形象思维“偏爱”与逻辑思维的“偏爱”的对比,只有在这个层次才能显现出来其思想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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