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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资本在矿产资源行业“走出去”的总趋势正在发生一些变化。2008-2010年的投资目标主要是已经探明一定工业储量的矿产资源。最近,中国资本海外投资也开始转向风险勘探。中国海外投资总体来看,是有利于国际矿业发展的。当今世界主要结构性问题之一,就是用一国资产负债表做基础为世界提供流动性。中国资本走向世界,导致流动性多元化,无疑是有利于世界经济总体发展的好事情。

然而,对于中国矿业资本来说,应该认真总结第一轮“走出去”的经验教训,认真分析中国矿业和勘探投资机制与国际矿业通行机制有什么不同,力争少犯错误,实现最好的投资收益。在这里,我希望把我所看到的中国矿业机制与国际矿业机制的本质差异与各位同行、专家、领导分享,希望能够为中国矿业改革提供一些思路。 

1)中国矿业机制与国际矿业机制有三个主要差异

第一是企业资本结构不同。中国的勘探投资一般以独资形式为主,例如国有勘探单位的国家投资、民营企业的个人投资,或是向上级要钱,或者从腰包掏钱,一个企业要做勘探必须拥有大量现金储备。而国际矿业的勘探公司一般以上市公司为主。国际上有许多亿万富翁,但是没有大型独资矿业公司,都是上市公司。国际风险勘探公司的资本来源是资本市场和地下资源。企业先有一些启动资金,一旦有一点地质发现,立刻通过扩股、发债等方式从资本市场上获得继续勘探的资金。 

第二是企业经营方式不同。以国有勘探单位为例,勘探所有领域都是自己做,如测量、化探、物探、钻探、勘探工程设计与施工、制图、化验、储量计算、资源经济评估等,甚至延伸至采矿、销售等下游经济活动,几乎所有与勘探有关的工作都在单位内部完成。一个省地矿局,少则几千人,多则上万人。民营勘探投资基本上是探采结合,勘探过程本身就是生产过程,经营集中度更高。而国际勘探上市公司,除了几个地质学家管理项目,几乎所有勘探工作都是依靠第三者完成。有些国际大型矿业公司已经放弃自己做地质勘探,而是转向收买有前景的风险勘探公司。 

第三是企业资产结构不同。以中国矿业企业为例,所有企业都是加工资产和产能大于自有冶炼资产和产能,自有冶炼资产和产能大于自有矿山资产和产能,即所谓倒三角结构。而世界上的大型矿业公司普遍以矿山资产为主,一些有加工资产的企业,例如BHP Billiton,甚至花费大量人力和物力把其原有的加工资产分拆出去。如果用经济学词汇来总结,中国矿业企业的资产以有形资产为主,国际矿业公司的资产以无形资产为主。 

这两种机制如果用俗话形象地表达:一个是自己掏钱来做,另一个是向地下要钱来做;一个是自己做,另一个是第三者做;一个是下游生产利润为主,另一个是上游资本增值为主。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两种机制如此不同,是导致中国矿业资本“走出去”水土不服的主要原因。我们必须进一步分析差异的原因进而找到解决机制问题的办法。 

2)两种机制三个差异的本质原因

首先,从资本构成来看两种机制差异的原因。

为什么中国勘探必须依赖现金投资?因为中国资本市场无法交易无形资产,勘探证不仅不能用来上市融资,也不能用来从银行贷款。有些勘探证下面已经发现了一定的储量,但是中国勘探企业必须办理采矿证,才能得到银行贷款。这是一个最为根本的结构性问题。勘探证如果不能够得到资本的认可,也就是在该勘探证下面找到的矿产资源不能得到资本的认可,矿业投资者只能找到一点资源就办采矿证,边探边采。这种投资机制导致好资源被破坏。这就是中国矿业小矿林立,资源利用率以及安全环保社区等传统问题始终难以解决的主要根源。请看屏幕1。

  

如果勘探证可以上市融资,地下资源和地上资本之间就建立起了联系。当企业勘探现金花完之后,如果矿体延续,可以通过股本或债券融资,获得继续勘探的资金。由于每股持有的地下资源总量不断增加,股票的含金量增加,股民就会支持企业继续勘探,参与扩股、获取资本增值,虽然没有生产利润,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融资能力不断增强。更为重要的是,在充分了解地下资源的情况下制定开发计划,公司有能力通过规模效益解决安全环保社区等矿业传统问题,而且能够大大提高资源利用率。因为资本生产模式的采矿回收率远远高于边探边采的现金生产模式。请看屏幕2。   

中国资本和矿业管理部门必须认识到中国矿业传统问题的核心是资本市场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需求,并不是中国矿业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和道德标准问题。矿业投资出现普遍问题,一定是宏观投资平台出现问题。矿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第一个条件是中国资本市场承认地下矿产资源的价值,即勘探证可以作为企业资产上市融资。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生产关系,即资本市场,必须正确反映生产力,即矿产资源的资本属性。

有些中国企业走出去,采用自己在中国所熟悉的采矿模式,边探边采,用最小的资本获取最大的利润,这种模式虽然可以获利,但是当地政府和社区并不欢迎。资源利用率是重大国家利益,把中国的现金采矿模式用在第三世界终究会招致当地社区和政府的抵制,也会影响中国的国际信誉。

此外,错误的海外投资机制会导致投资问题政治化。例如,在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进行投资的地方,特别是在市场机制比较完善的矿业国家,采用国有事业单位作为投资载体,把市场行为变为国家行为,导致资产属性的法律地位复杂化。国有事业单位海外投资,就是国家行政机制外延,就会形成双边政治矛盾,进而造成两国民众之间的误解。

最后,在全球化时代,特别是在资源短缺时期,以独资形式开发国际资源,容易导致地缘政治矛盾激化。国际大型矿业公司在后殖民主义时期都是大股东绝对控股,但是在全球化时期都变成股权十分分散的上市公司,脱掉了地缘政治身份。资源丰富国家采用错误国家形成政策对待大型矿业公司,打击的不是一国投资利益,而是得罪整个国际矿业资本,代价十分沉重。然而,对待独自企业后果则不同,资源所在国就可能尝试与其他国家或集团联合,获取机会主义利益,导致国有企业或独资民营企业的政治风险大大增加。 

第二,从经营模式角度看两种机制差异的原因。

为什么中国矿业企业和勘探企事业单位,一切活动都要自己做?因为要节约成本,缺钱的本质依然是中国资本市场不承认无形资产。众所周知,采用第三者服务除了支付必要成本之外,还要支付服务者一定的利润。因此,有条件自我完成这些工作的现金消耗最小。由于中国矿业企业资本来源是现金,自我包办所有业务就成为行业惯例。另外,勘探证作为无形资产,其资产形态就是技术报告,作为独资投资者,全权拥有这些技术参数和报告,完全符合投资者的利益。也就是说,地下资源的真实情况只有企业自己清楚。

无形资产信息独家占有是中国政府矿业管理能力薄弱的主要原因。矿山企业垄断了信息,政府监管部门对勘探证下面究竟有多少资源、资源质量、资源开采方式、安全环保等问题,所知甚少,这就使地下资源具备了暗箱操作的条件,导致中国矿业包税、官股、封口费等监管机制问题时有发生。对国有勘探资本金来说,虽然国有勘探单位独揽所有工程使成本有所降低,但是信息垄断导致系统运转成本提高以及国家资本金的综合效率降低。对民营企业来说,一切以成本为中心,导致安全、环境、社区等领域的投资严重不足,资源利用率低下。

这种经济结构可以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来说明。生产力(指地下资源)由于在地下,因此是不透明的或不为外界所知的;如果生产关系(指生产者的组织机制)是独资的,信息也是不透明的;两者形成行业的经济基础就不透明,决定了该行业上层建筑(指行政监管、政策、行业意识)也是不透明的,反过来就会破坏生产力的发展(指浪费资源)。

国际风险勘探公司需要通过资本市场筹集勘探和开发资金,因此普遍采用立场独立的第三者服务,虽然会多付一些成本,但是独立服务者获得的信息在资本市场上可信度更高,能够增加企业市场信誉,提高企业融资能力。另外,一旦有了地质发现,勘探企业会立刻通报世界各地股东。只有及时地、客观地通报企业经营情况,股票市场才能够正确判断企业的价值;在企业需要资金的时候,股东才能够积极参与扩股,企业才能够获得下一轮勘探资金。上市企业不但披露地质资源情况,还要根据市场规范向股东通报企业隐性责任,如安全、环保、社区发展方面的问题,以便证明企业的整体竞争能力。这种企业管理重大信息公开化的机制,把外部监管内部化,无形资产的诸多不定因素通过信息披露机制得以界定,市场能够正确评价无形资产,引导更多资本用于发现和合理开发地下资源。用中国报纸的主流术语表达,就是“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关于开放式矿业企业股东与资源所在地的地方政府的关系,请看屏幕3 

  

企业信息垄断问题不仅在独资机制中存在,在大股东绝对控股的上市公司,也时有发生。大股东垄断信息的问题不仅在中国公司中存在,在国际上市公司中也存在。由于无形资产的核查相对困难,国际大型矿业公司一般没有绝对控股的股东左右其矿业资产信息。国际大型矿业公司股权分散的这种机制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适应无形资产经营的特殊规律。

从中国资本走出去角度看独资经营矿业,独资企业由于一切经营活动完全由企业自己完成,只有独资方拥有企业管理信息,不向公众披露信息,造成当地政府监管成本增大,对企业猜疑增强,形成政企关系的恶性循环。因此,矿业成熟国家更加欢迎上市公司,特别是股权分散的上市公司经营本国资源。

最后,我们从资产结构角度看两种机制差异的原因。

为什么中国矿业公司都是倒三角的资产结构呢?这也是因为中国资本市场无法反映地下矿产资源的价值。对于一座中国矿山,银行只能根据矿山的地上设备给矿山贷款,如选场、冶炼厂和型材加工厂等,而不能针对其地下资源储量发放贷款。这就形成了矿产资源价值与矿业企业资产价值之间的价值分离。简单说,中国矿业企业基本上是制造业企业,而不是矿业企业。有些所谓矿业集团公司实际上就是冶炼集团,几乎没有任何矿产资源。

这反映了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本质问题,即以企业利润为作为评价企业的核心标准。例如,没有三年利润的企业,不能上市。我们知道,风险勘探企业一般在5年之内很难具有生成利润的能力,但是其地下资源,假设为100吨黄金,具有极大的资本价值。通俗地说,在中国资本市场中,底下黄金不是黄金。既然底下资源不具备资本价值,中国矿山投资勘探的积极性就大大降低,同时矿业企业追求利润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现金采矿模式,即不做勘探,顺藤摸瓜,挖富矿、丢弃贫矿。中国有些大型矿业公司采取这种办法追求企业业绩与市值的飙升,虽然企业经营者短期业绩奖励目标实现了,但是损害了股东的长远利益,企业拥有的可开采资源总量大幅度降低。

地下黄金也是资本,地下矿产资源是资本的一种特殊赋存状态。国际勘探机制的核心就是从这种地下资本获取资金,国际矿业资本市场就是在建立地下资本与地上资本之间的联系。国际矿业公司千方百计保持公司市值与公司矿产资源储量之间的关系,不受冶炼厂、加工厂等利润层次的干扰,其目的就是真实反映矿产资源储量的真实价值,进而反映本公司开发矿产资源的效率。国际大型矿业公司甚至不建自己的办公楼,而是普遍采取租办公楼的做法,就是为了避免房地产行业的资本价值波动影响矿业资本市场对本公司矿业业绩的真实评价。矿业公司国际竞争的核心,就是看谁资源质量更好、资本回收率更高、生产成本更低、安全环保社区等问题的潜在风险最小,所有努力都是在反映地下矿产资源的真实价值。矿业投资从兜里掏钱和向地下要钱,哪种机制更能准确反映资源价值,不言而喻。所谓矿业资本市场,就是能够反映地下资源价值的资本市场,这样的资本市场在全球只有五个。两种资本市场的比较请看屏幕4。

   

资产结构的不同对中国矿业资本走出去产生了十分重大的负面影响。由于中国许多矿业公司实际上是冶炼集团,在投资国际矿山时,与国际矿业公司股东有重大利益冲突:一个希望矿产资源产品价格降低,以获取冶炼和加工利润;另一个希望矿产资源产品价格稳中有升,以获取资本增值收益。这种利益冲突给中国矿业企业参股大型国际矿业公司、特别是获取第一大股东地位构成了天然屏障。这种冲突比较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导致资源所在国的老百姓对中国矿业投资产生厌恶与抵触情绪。这就是中国矿业资本在第一轮走出去之后导致国际矿业界抵触中国投资的主要原因。

资本、资产、管理机制是观察一个行业的三个最主要的角度。从这三个角度可以发现,中国矿业资本走出去的问题,就是中国矿业资本市场缺乏揭示、开发地下资源的资本机制,只能通过利润来间接反映矿产资源价值,导致中国矿业资本在投资方向、组织机制、经营效率各个方面都落后于时代。

3)投资机制错误导致的政治经济后果及其解决方案

目前国家采取一些“拉动消费”的措施,依靠加大国家二次分配解决民生问题。这只限于投资机制改革的行政层面,不是投资机制改革的市场层面,治标不治本。例如,如果矿业投资机制解决不好,国家加大医疗投入,矿工的医疗再好,也只能缓解矽肺病的痛苦,不解决矽肺病产生的根源,这种医疗系统依然是劳民伤财。因此,制约中国矿业发展、制约中国矿业资本走出去成功的核心因素是资本市场的机制性约束。

一叶知秋。中国整体经济的所有问题,也就是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希望解决的问题,如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发展服务业、拉动消费、缩小贫富差距、改善民生等,也都是由于中国投资机制改革滞后导致的。通俗地说,中国改革开放必须进入一个新的层次,即投资机制改革。这是因为,中国30年改革学会了怎么“挣钱”,而下一个30年,中国必须学会怎么“花钱”,即学会如何投资。这是一场更为深刻的改革。 

有人认为学习“花钱”比学习“挣钱”容易,其实完全相反。不会“挣钱”受穷,不会“花钱”致命。所谓“富二代”容易败家,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学会“花钱”需要更强的意志力、更多的智慧、对市场机制更深刻的认识、对政治责任更宏远的志向。

也有人认为,改革资本市场是一项十分困难的系统工程,太难了!这更不对。中国能够从无到有地建立股票市场,也就能够系统地改革股票市场。因此问题不是难度,而是思想观念的转变。股票市场是一种机制,中国大胆启用了这个工具,发挥了市场调节资本分配的功能,才有中国至今20年高速发展。不深化股票市场的改革,股票市场不但不能引领矿业和新技术产业等知识密集型产业,其原有调节资本的功能也会逐步变异,抑制资本合理配置,甚至成为丧失民心的结点之一。改革股票市场使其能够提高整体经济的运作层次,不是能不能做的问题,而是必须做的问题。

确实有一个能够从根本上改革中国矿业资本走出去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法,即建立中国国内的风险勘探资本市场,改革中国股票市场,建立矿业板块,把中国矿业板块运作规则与国际矿业资本市场的规则接轨。

也确实有一个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矿业企业走出去所有问题的思路,即虚心向矿业发达国家的公司、机制、人才学习,不要简单地把自己熟悉的模式搬到国际矿业项目上去。这个大会就是各国矿业精英们互相认真学习的很好机会,我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矿业投资有三个层次,资产、资本、人才,三个知识层次的关系有些像小学、中学、大学之间的关系。资产是关键,没有好资产,再好的管理团队也束手无策,许多中国公司在选择资产方面能力很强。然而,资本主宰资产,资本机制不对,资产可以得而复失。在这个层次,许多中国公司需要一些指导,国际投行、各类国际咨询公司在这方面都是很好的教员。然而,人管资本,如何转变人的经营观念,使其符合全球化发展方向,这是最难的。河石咨询公司的高级经理拥有在中国根据国际规范建设矿山的经验,因此对解决中外矿业两种思想冲突具有实践证明的成功经验。这种经验书本上没有,这是一般咨询公司所不具备的特殊能力。我们愿意与在座的各位领导、专家、同行分享我们的知识。

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 

 

以上是在11月9日北京举行的“中国矿业与资本市场国际会议”上的主旨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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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汉京

徐汉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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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资源战略咨询公司董事、有色金属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南大学客座教授、吉林大学地学院兼职教授、(澳大利亚)河石咨询公司执行董事。资深矿业人士。曾任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公司总经理、澳华黄金原执行董事、加拿大埃尔拉多黄金公司中国总裁。《矿业天下》一书作者,著有矿业与资本市场、矿业发展模式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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